针对凤凰所做的草根研究者炮轰阎崇年系列之二——“被隐没的明亡真相，被抬高的圣君康熙”，本人在此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这次专题主要转引了了几位明清史专家的论点——

如李治亭（他的著作我看过很多，如中国断代史系列之<<清史>>、<<明清战争史略>>、<<清康乾盛世>>等）传统明清史权威。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等,看过他在电视上慷慨激昂的节目，比易中天有过之而不及，对懂历史的人来说只能一笑置之，他的书根本不值得一买。典型的二百五学者，学术水平和阎崇年尚不在一个层次。

顾诚<<南明史>>，对南明这段历史研究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冷门，但也是一个金矿，有空一定拜读。

其他在我眼里不具代表性，也不值一提。凤凰援引几位专家的各界论点与阎崇年作对照。并不是说完全否认，而是仅对个别论点百家争鸣。尚属于正常学术争论范围。李治亭说得好，研究历史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否则永远是小打小闹。对于把历史政治化、搞影射哲学、认同西方所谓后现代的“历史不可知”论，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构造出来的”；史学商业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贩卖假货。目前在历史研究热中可谓比比皆是。以阎崇年为代表的盛名之下的“学术明星”们也不能自外，动辄下结论、搞总结，而立论的史实却语焉不详、论据不足。要知道，一个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下结论和总结往往是最见功夫的，如此流行“正说”难免被人质疑披着学术的皮。

严格来讲，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值得反思。历史研究热的目的在于掀起一场全民读书研究历史的热潮，而百家讲坛流俗化的表现明显没有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商业化运作带来的浮夸风愈演愈烈。国民素质不升反降，实在令人一声叹息。

追根溯源，这股学术黑风的根源就是那本<<正说清十二帝>>，下面本人将以批判的眼光阐述本人眼中的正说清十二帝，对大家提供有益参考。

首先分析一下阎崇年的“清史观”，可以用“尊清抑明”来概括，拔高清朝，贬低明朝。也正是这部书风行之所在。传统失学观点部分有所偏见，如否定清朝，认为那是“异民族王朝”；倡导华夷之分，也是过去反清复明思潮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种观点局限于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避免地要将其与近代中国屈辱史联系起来考虑，即在目的上就掺杂着探寻中国在领先世界数千年之后，陷入落后、挨打境地原因的成分。难免有失偏颇。而阎崇年另辟蹊径，的确使人耳目一新。这与易中天变传统三国演义宣扬“尊刘抑曹”转变为“尊曹抑刘”是一个套路。

阎崇年赞扬清朝侧重于清朝前期，通过明亡清兴的历史大变局来诠释清朝相对明朝的优越性，主要基于以下论点:

1、 清朝皇室注重继承人（诸皇子）教育，皇帝个人综合素质高，有清以来无昏君，只有庸主

2、 清朝吸取明亡教训，进行政治制度若干改良，避免了重蹈覆辙。

3、 清朝首创了一些制度比较优越

对于以上三大论点，本人有些不成熟意见有待斟酌探讨。

第一点，观点基本认同，但论据有待商榷。明清继承人教育不同，源于民族习性及政治制度。培养目标及目的不同。

满族以渔猎为主，注重于养逆境生存的继承人。骑射是根本，读书也要做到全面汉化，起码要比汉人强。给继承人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空间和学习环境。注重实际才能。而明朝恰恰相反。明朝基于分封制度的教训（明初朱元璋分封诸王拱卫王室，错误比刘邦有过而不及。削藩导致靖难。靖难后继续削藩，直到宣德年间平定汉王之乱才得以解决），只对嫡长子进行培养，而对藩王仅要求常保富贵，不问国事而已。成年后去封地就藩，上马不治官，下马不治民，非特许不得出城，基本是圈养。培养出来的自然是福王之流酒囊饭袋。清朝为维护统一“不裂土封茅”皇子一律在首都开府。成年后学习政务，然后各取所长。皇子教育一律平等，择优录取。从教育方式来说，比明朝无疑是一大进步。

教育方式好，自然皇子综合素质普遍高。但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缔造太平天下，皇子越没本事反而越好。看过康熙末期“九王夺嫡”的人深有感触。康熙的诸皇子坏就坏在都太有本事了，夺嫡斗争空前惨烈。而明朝皇子普遍没本事，想掀起夺位斗争都难。所以全明星队未必玩得转。明朝皇子教育的真谛便在于此，为了中央正统太平无事，采取这种制度也有它合理之处。

清朝无昏君，只有庸主。即便庸主，也比明朝皇帝综合素质高一节。这个是总体而论，难免有失偏颇。对一个统治者作评价很微妙，用一个简单很本标准，看他是否推动了历史进步，是否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符合这条标准的就算明君，反之为昏君。所谓庸主，是指他资质平庸，但想有所作为，也付出了一定努力，但资质所限难有作为。还有就是些任性的，有个性不受束缚的皇帝，这类人不符合主流，往往被归入昏君行列。

比如说，盘点清十二帝，按年号总体而言称得上明君的有天命、崇德、康熙、雍正、乾隆，庸主有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称得上个性皇帝无疑是同治、顺治和宣统了。的确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昏君。这三位个性皇帝也不算昏君。反观明朝，明君有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景泰、弘治，庸主有建文、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崇祯，昏君有正统、天启、正德、成化。（崇德和正统都有两个年号，是常识，原因在此不多说）。清朝没昏君，有个性皇帝但归不到昏君，而明朝有个性皇帝不是归到庸主就是昏君，高低自现。

第二点，清朝吸取明亡教训，进行政治制度若干改良，虽然成功但鉴于历史局限性不彻底。首先。雍正说，大明亡于宦祸亡于朋党。清朝制度改革也着力于此。严禁太监干政及参与政务，甚至不准读书认字。这一点做的比较彻底。即便清末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气焰嚣张，也没有参与核心政务，不过小打小闹。也明朝司礼监掌握批红等军机要务不可同日而语。清朝鉴于明朝教训，对明朝的宦官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二十四监，（以司礼监为首的太监管理机构）撤销十三衙门（顺治时短暂成立）成立上三旗掌管的内务府（相当于日本的宫内厅）负责统筹管理。太监职权被削弱为日常工作，人数也大为缩减。明朝各类太监总计10万人，而清朝高峰期不过三千人。为了安置太监成了繁琐的机构，连做手纸都要成立宝钞局,机构臃肿可想而之。

至于特务机构，清朝也将职权转移到内廷侍卫手中，如雍正时期成立粘竿处（本职工作为抓知了），太监丧失了耳目功能，自然无法行使白色恐怖，清朝官员睡觉明显比明朝安稳。不用担心明朝的“缇骑四出、鹰犬遍天下了”。

即便改革，从制度上杜绝了宦官干政，也难免出现越权滥权的行为。如慈禧时期对太监恩宠过度，赏李莲英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在无伤大雅的条件下不断违反祖训，也是封建制度在所难免的一面。要知道，清朝太监最高不过四品（蓝顶子），李莲英的红顶子可谓空前绝后了。特务制度与秘折制度相结合，使文字狱制度陷于制度化，也摧残了文化发展。

第三点，清朝首创了一些制度比较优越，是相对于明朝，而不是总体而言优越。

首先，秘密立储的皇帝继承制度，相对于明朝的嫡长制，可谓择优录取。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同光宣三位皇帝并不是通过秘密立储制度确定的，不能拿这几位皇帝说事。所谓制度优越，只能说和通过秘密立储的几个相比。

同光宣三位情况也有所差异，同治是独子，不用册立，没有选择余地，更说不上择优。光宣都是慈禧一言指定（包括中间曾册立大阿哥溥俊），是凭借个人权威违背祖制。比起明朝文官集团顽固坚持嫡长制来说，无疑是优越的多。虽然到后期出现了一些平庸的皇帝，但拿明清皇帝对比很不科学。个人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不同，这就是关公战秦琼的逻辑。

清朝鼓励言路，不杀言官，刑不上大夫。但由于监控不利造成风言四起，书生误国，清流搏击弊大于利。刑不上大夫，八议又使高层肆无忌惮贪污腐败，总体而言可就说不上优越了。

总体而言，清朝比明朝必有优越之处，也有首创制度，但不能横向对比，毕竟所处历史条件不同，不能过于苛求，也不能过分拔高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