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②]

此外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经被崇祯皇帝接见，后来又曾数次被邀请进入南明政府内阁但拒绝后来死于抗清斗争的方以智，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小识》中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有他自己的积累和研究创见，也有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科技知识。

不仅方以智在科技和批判吸收西学知识方面卓有成就，他的几个儿子也多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如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他二十七岁就完成巨著《数度衍》，涉及古今中外知识，“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有人称为“数学大全”。在书中还论及了“对数”，是我国探讨“对数”第一人。

再有如熊明遇，在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是作为崇祯频繁更换大臣的一条罪状。他曾经担任过崇祯时期兵部尚书，被撤换后又“荐起南京兵部尚书”，也是有名的高官了。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台湾学者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③]。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此外徐光启之类的知名人物都不必一一列举，应该注意的是如冯应京，叶向高，方以智，熊明遇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相当大的最主流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徐光启这样的了。明末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热情，绝非是仅仅局限于一隅，两三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明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而非宗教，所以尽管来明传教士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最直接的目的，但结果却不得不以传播科学为立足手段，而即便如此，他们在宗教上仍旧进展甚微。值得深思的是，明亡后进入清朝，却呈现相反的态势。《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④]一书本意想赞颂清朝的功绩，但却反而用事实表明了在清朝科学交流的淡化，而宗教势力反蓬勃发展，他们自己说“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席泽宗院士说“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

张顺洪先生指出‘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从席泽宗院士叙述的这些事实以及明朝情形的对比来看，我以为阎崇年教授刻意推脱康熙在阻碍中西方科技交流，以及中国在清朝统治内科技衰落的责任是不太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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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第629页

[②]同上

[③]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第19页

[④]张承友张普王淑华《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