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89年以留英学生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内阁，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订的明治宪法，规定由公选议员组成众议院，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宣传天赋人权，推动民权运动，便更将明治维新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尽管中日两国曾经同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跑线上，都进行了旨在发展工业和经济的维新，但结果却完全不同，日本的国力、经济力全面上升，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经济却未能起飞，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是他们首先向西方民主政治学习，通过议会公决，采取了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束缚的改革措施，充分运用国家法律手段，颁布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令，以保护新兴企业和资助弱小的民族工商业；改造了封建的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经济的进步，使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正当日本学习西方搞君主立宪，采取民选官吏、公举议员，对国家管理官员实行选贤任能之时，中国的国家命运仍掌握在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不学无术的慈禧太后手上。纵有饱读经书如曾国藩之流的朝臣，也只不过是个奴才，只能谨小慎微、惟命是从地作官，他们要维护封建朝廷的既得利益，如何能使中国跻身于近代文明世界的行列。

中国的洋务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在于领导运动者本身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彻底，伯民主政治危害他们享有的特权；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体制不容许他们彻底。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这是他们封建阶级的属性所决定的。领导运动的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必须竭力效忠皇室。同时在他们思想上，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不可动摇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的专制制度，是确保其政权的最佳制度，封建传统是中国的国情，中国封建文化源远流长，无须学西洋的。他们只热心于发展军事工业；只是利用西洋的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来强化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求统治稳定。洋务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限于“船坚炮利”这一方面，只实行枝节的改革。洋务派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单独把军事工业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许多奇特现象、产生种种困难，诸如经费来源、原料、运输困难，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混乱等等。军事工业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生产的军火，只能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不能御侮。

他们当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实际上是为了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模式，维护清朝的专制制度不变。根本就不敢也不愿触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更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虽然客观上引进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却又要先进的生产力去适应没落的封建制度，这便使生产力和制度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抗。这些官办军事工业不生产商品，产品由封建政府分配调拨，不计成本，不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经费由国库支付，企业自身没有盈亏问题；采取封建管理制度，由政府任命一大批封建官僚，纨绔子弟纷纷进入充职，使近代企业像个大衙门，成为封建官府工业。

洋务派近代企业内部的严重封建性，大大妨碍了对所植入的西方近代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例如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钱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致使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购进过一只新船。若在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国家大事要由议会公决，受人民监督，这种事情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由于这种种原因，结果，清朝洋务运动虽然密锣紧鼓地搞了几十年，也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工业，机械工业……然而由于在管理体制上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获利者是各业各局的封建官员。他们把到军事工业部门去当官认为是谋到了一个“肥缺”，封建大员及其子弟拼命往里挤。向洋人购进机器时大吃回扣，乘机贪污受贿，从中渔利。清政府在办军事工业方面化了大笔经费，这大笔经费成了从皇室到各级官吏贪污中饱的目标。这样便徒使从人民手中搜刮来的千万两银元尽付东流。甲午战败，洋务派经营的近代企业，便大部宣告停业和破产。

很明显，正是由于清廷洋务派不敢变革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技术和设备，只是局限于徒有皮毛的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本文参考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刘志功著《日本的历史与现状》、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500年比较》、李沛诚著《中国历代改革者》、智建中主编《中国近百年史》、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写成。）

（资料来源:《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