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忽视民办企业的作用。这是所有错误当中，最为突出的并为后人议论最多的。其实李鸿章并非象人们所说的，一味主张官督商办而反对民办。六十年代，他在预言中国的富商大贾不久后将仿求洋机器时认为，国家只要将铸钱，军火加以设禁就可以了，（《李集·奏稿》卷9页23。）其它的，任其发展，显然，他没有阻碍民办的意图。到八十年代，他明确提出:“国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益固”（《李集·奏稿》卷43页43。）。因此，他对梁云汉组织赴英贸易的民营肇兴公司、吴崇仁兴办火柴厂以及袁世凯招集私商去朝鲜贸易等活动都表示支持。但是，他尽管欢迎私营企业的发展，却没有认识到民办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象同期日本那样将“殖民产、兴民业”作为经济工业化的核心。因而，他没有主动扶植诱导民办企业的发展。如果李鸿章能避免这一错误，适时地将那些可以离开官方的监督而自主的官督商办企业转向全面民营，那么，尽管经济近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收效将大为改善。

其二是盲目性。一般说来，资本原始积累多从轻纺领域开始，因为它的社会需要量大，而且技术、资金要求都不甚高，依中国当时的环境，最能盈利的也是轻纺以及外贸领域。而李鸿章却把艰难中得来的机会以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到耗时、耗资金、高技术、市场小，而且牵涉面广、阻力大的煤矿、铁路等大型项目之上。如果李鸿章及早将注意力转到轻纺、外贸领域，即便官督商办，收益也会不错。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张后，生意罕见地兴隆。而外贸方面，当时中国可供出口的土特产品很多，因而鸦片战争后，仍然维持了很长时间的贸易顺差。只因李鸿章等人未予重视，产品质量与收购方式得不到改进，结果日本等地的产品渐渐排挤，很多中国产品所拥有的市场到九十年代，外贸逐转为逆差。

其三，零散性。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无论是广泛的设想，还是非常少的实践，基本上不存在通盘规划，各行业之间，诸如铁路、矿冶，纺织等基本上是孤立的，少有经济上的必然联系，缺少配套。

但是，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虽有如许缺陷，却是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最高水平，因为他的思想是当时几乎所有先进人士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鸿章一直认为，中国若能象日本那样“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天转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因为那样就能够放手展开充分全面的近代化活动，必然人才辈出，那么，上述的问题与许多错误就能够避免。

前文说过，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但是由于中国不愿近代化，因而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欲仿求一二而势难遂成”。因而他眼睁睁地看着“东西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而以“守法为兢兢”（《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中国，“天下大局日难一日”，令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3。）中国真正下定近代化的决心，是李鸿章去逝后的1901年。

4、李鸿章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前述的近代化必然过程，政治民主化必须在经济近代化实现之后才是可能的。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由于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没有做到，因而第二步——经济近代化必然无法开展，七零八落。这当然就根本无法谈论近代化的第三步——政治民主化。所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很少谈及，当然，其中也有回避专制淫威的考虑。只是在郭嵩焘以五千字的长信，向他大谈近代化本末问题时，他才委婉地回答:“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亲至其地，然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在这里，他并不否认西洋民主政治较之寸土专制政体所呈现的优越性，只是他以为在中国，现在连废科举，办实业都难以做到，又何能废君权，兴民主？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因而，他将政治民主化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目前还提不上日程。

以上便是对李鸿章有关近代化的主要思想的简析。

三、结语

第一，从思想上而言，李鸿章是个近代化论而非“中体西用”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