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前文说过，近代化三步骤是循序渐进，不可逾越的。第一步做不到，第二步必然无法成功。所以，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实践活动必然碰上了下述问题。

第一，阻力奇大，因为中国的主体反对近代化，因而他的经济近代化活动进展艰难。

差不多李鸿章每办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轮船招商局开设之初，作为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问，华偏增多口”。勉强开办之后，不是派员查帐找岔，便是敲诈勒索，弄得李鸿章等人穷于应付。一般的地方开设工厂，不是“地方官帅禁用洋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另见徐泰来前揭书414页。），便是愚昧的士绅百姓以为机器响声太大，烟囱有伤风水，男女同工败坏人伦。“继昌隆”缫丝厂便因此被逼迁澳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兴修铁路的争议。六十年代末，李鸿章便有提议，但“闻者莫不咋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26。）。到八十年代，因刘铭传上奏兴修铁路，顽固派“举朝狂吠”。什么治国之道在于“己人心”，“尚礼仪”，“何必日利”。什么修铁路会损地脉，“使山之神不得安宁”，还有挤舟车运输，夺小民生计以及资敌深入等。有些则干脆肆口谩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等（《洋务运动资料》、（六）137页。）。这样到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国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铁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样的时间内，修筑了三千英里。

由于以上原因，李鸿章经济近代化的每一项目，从提议上奏到付之行动，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而东邻的日本，走完整个近代化历程，总共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李鸿章经济近代化活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非常明瞭的。

第二，人才奇缺。因为中国仍行科举制，经济近代化的主持，经营、技术等各方面人才均极为稀少，因而困难重重。

当时中国的近代化活动按李鸿章的说法确实只有他自己和郭嵩焘、丁日昌等“一、二外臣主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3。）提倡。致于沈葆桢则“识见不广，又甚偏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对于吴淞铁路的处理最能说明其人。而左宗棠比起沈葆桢还有不及，李鸿章认为他的主张多为“老生常谈”（《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5页5。）。致于经济近代化活动的经营人才，左右不过李鸿章手下的唐廷枢、盛宣怀、李金庸等数人。致于花费很大气力，从洋行挖过来的郑观应，机器织布局筹建多年，终不济事，最后还得盛宣怀出场。而盛宣怀又是“欲办大事，兼做高官”（李鸿章:《致潘鼎新函》131页。）。“一手要捞十六颗夜明珠”（上图未刊:《经元善致郑观应函》转引夏东元，《日党渭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17页。）的用心不专之辈，因而他虽为企业的能手，所经办的各局也能不亏，但发展迟缓。而技术方面的人才，只好全赖外人，但“所请外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因而很多事，“不免观望”（《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3。）。

第三，失误繁多，这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实践来积累经验以及缺乏相应的人才所导致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