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如果做不到，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意味着没有近代化的决心。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第二步——民办工业化的成功，即便有非常完美的方案。李鸿章对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悲剧不在于梁启超所说“只知有君主，不知有国民”（梁启超:《李鸿章》）。也不在于他以后革新具体措施的错误，而在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最重要的，也为他最强调的部分没有得到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李鸿章所主持的近代化具体活动，如他自己所说，只能是“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做到哪处说到哪处”（《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页28。）。由于多方的阻力，由于缺乏充分的实践以及多方面的人才，错误是难免的，功效也是可以想象的。

3、李鸿章认为只有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国家才能富强。但由于中国缺乏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因而进展艰难，错误百出。他虽然欢迎民办企业的发展，却未认识到它的决定性意义。

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低级到高级经历了狩猎、采集、农牧业、工业这三个阶段，每一次过渡都使人类的生产能力成百上千倍的提高，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所以，近代化的核心是摆脱农业时代，实现工业化。

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是从求强、从军工生产开始的。所以，直到七十年代初，才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认识到工业化在近代化各业中的核心地位。

六十年代，他只是预料，将来风气渐开，“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求洋机器者”（《李集·奏稿》卷9页23。），此时，他仍然认为西洋的强大主要在于军备。因而江苏巡抚任内，有人提议裁撤厘金时，他便反对，认为，“与共病农，莫若病商”（《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页25。），显然，此时他还是一个“农本主义者”。

七十年代初期，由于持续的近代化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工业化同国家富强的关系，以为英国所以能雄强西土，“惟籍煤铁二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页49。），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明确认识到西方所以富强，全国为工商业发达，“西洋万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而偌大的中国，目前“除丁漕、课税、上供之外，又添出厘金，捐输等项，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27。）主要因为人们轻视工商业、“罕有知其理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21。）。所以“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制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25。）。到1880年，他就更明确地提出:“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睿饷源，莫如振商务”（《李集·奏稿》卷39页35。）。

致于经济近代化具体措施的演讲，学术界研讨甚为细致，此地只是略述一下。

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就提出中国需要象西方那样，兴办近代交通、电讯，诸如轮船、铁路、电报之类，“开挖煤铁五金之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16。）。七十年以后，这些思想便陆续付之实施。致于轻纺工业，到七十年代末，他才开始筹划。由于他的努力就产生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唐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第一批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外贸方面，李鸿章虽有发展的设想但未实际通盘筹划。尽管对于招商局派轮赴美国、菲律宾等处载客揽货、广东商人梁云汉打算组织私营肇兴公司，专门对英贸易等，他都表示支持。而且还认为“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应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李集·奏稿》卷41页34。）并致函总理衙门，要求中国驻英使节支持梁云汉的活动。此外，对于吸收社会游资，给资本原始积累提供资金的银行以及为产业人士提供市场信息的博物馆等项事业，李鸿章均有创设之议（《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