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主政治化——近代化的终结。

一定的上层建筑只能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民办工业化实现之后，以封建的以及其它落后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开明专制”体制，就逐渐不再符合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为民主政治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韩）卢泰愚著，申雨慧译:《韩国改造论》台北，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7年，第6、18页。（台湾）高崇云著:《中韩两国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台湾省训练团经纬书系，民国77年。伊文成、马家骏著:《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63—624页。）。象俾斯麦之后的德国，1890年后的日本，卢泰愚时期的韩国等。所以，政治民主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整个近代化活动宣告成功。

以上便是通过改革来完成近代化的必然道路，凡是近代化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凡是不这么做的国家无一成功！中国它能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以这近代化的必然过程为标准，来衡量李鸿章的近代思想，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二、李鸿章近代化思想的评价

1、李鸿章是“西化论”，非“中体西用”论者。

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其实不然。在七十年代以前，李鸿章确实是个“中体西川”论者，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但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之人，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看法急剧改变，转而认为中国不独火器不如人，学制，兵制，求富之术等样样不如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8。以下皆称《李集》。），“综横各实，洋学实有窬华学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3。）。西洋所以富强，全在于工商业发达，而“我华国体之损伤”，全在于“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关于西方政制，李鸿章亦“留心咨访”虽然鉴于中国的环境，所论甚少，但七十年代以后也未见否定字样，而且在同郭嵩焘的来往书信中，他将政治改革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所以七十年代后，可以说李鸿章已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

2、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不在于首先政治民主化，而在于确立近代化的决心。也就是暂时维持专制政体，尔后废科举、兴西学，使举国上下均明白近代化的重要性。如果成功，二十年即可自强，否则，一切都是画饼。这是符合近代化的必然过程的。但中国并未采纳他的方案，因而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李鸿章近代化运动失败的命运。

“西化派”即近代化派，出现于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阵营之中，代表人物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张树声等。至于左宗棠、沈葆桢，仍不脱“中体”的藩篱。在“西化派”中，就近代化各步骤的主次先后问题，郭嵩焘、张树声同李鸿章等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郭嵩焘、张树声认为只有首先实现政治民主化，才能谈得上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