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现代化方面，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卖国贼”、“刽子手”等，变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陈旭麓:《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0—793页。王彦民:《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至今来能实现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这一近代化目标，导致对李鸿章思想的评价，只有空洞的逻辑证明，没有强有力的实践依据，因而难以让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只有结合世界各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普遍遵循的近代化的必然过程，来评价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且，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正确评价近代主要历史人物与思潮，才能统一认识。

一、近代化的必然道路

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上个世纪的典型是日本、德国，本世纪最突出的则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另外，东南亚的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国。近代化而成功在望。纵观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非常明显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或已在经历——开明专制、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这近代化的三部曲（对此，港台学者的表述方式大体相同，他们通过对本世纪近代化成功各国的实践总结，认为首先实行“权威”的独裁统治，然后大搞工业化以及普及教育，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多元化，终于整个社会产生民主的强烈要求，从而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

1、开明专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大体正确，但欠具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阶段，军政、训政这两个阶段，实际上也属于开明专制。内容比梁启超具体。但论述最为完整的还是战后港台、韩国的学者。因为战后出现很多近代化成功的国家，共同特征非常明显，他们认为成“开明专制”是一种介于中世纪与近现代化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在权力结构上，以开明的行政首脑为中心，厉行专制，有浓厚的中世纪特色，但在基本人权方面，除新闻与结社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外，其它都接近现代民主国家。这种体制的目标是近代化。）（含文明教化）——确立近代化前提。

开明专制指政体形式是专制独裁，但它领导的这个国家、民众的奋斗目标却是近代化。

以上例举的，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在近代化初期，其权力形式无一不是专制独裁，甚至军事独裁。诸如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大久保、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氏父子等（（日）NHK取材班:《历史的诞生》第七回本，角川书店，平二年版，第144页。（韩）卢泰愚著，申雨慧译:《韩国改造论》台北，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7年，第18页。（台湾）张永恒著:《大韩民国的现代化》，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4年，第71—99页。（台湾）彭怀恩著:《台湾政治变迁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民国76年，第35—71、97、99页。（台湾）风云书系43:《台湾生存之战》（台北）风云出版社（原书未见出版年月）第179页。）。但是，他们虽在政治上厉行专制，却都将近代化做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他们以集中的权力，一边维持政局的稳定，一边大开风气，普及国民教育，然后倾全国之力于近代化的第二步——民办工业化之中。实践证明，只有他们才是成功的。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近代化初期的权力集中是必然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只有在经济领域基本资本主义化之后才是可能的。而落后国家在近代化初期，经济基础差不多都是封建的乃至原始性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主政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勉强实施，只会祸乱国家。所以，这个时期，若想改变落后面貌，“开明专制”是唯一选择。

“开明专制”的直接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稳定的政局，一个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投入近代化活动的环境，它的实现与否是近代化成功的前提，否则，一切计划都将是“乌托邦”！

2、资本主义民办工业化——近代化的核心。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任务，只有工业化，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以及政治等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世界上有官办与民办这两种形式的工业化，实践证明，只有民办，才能以最高效率、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上的工业化。而且也只有民办工业化，才能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而官办工业化，只能导致效率低下，企业亏损累累。而且没有一个官办工业化的国家，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台湾）彭怀恩著:《台湾政治变迁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民国76年，第239—243页。（台湾）谢森展著:《韩国的冲刺》（台北）创意力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5年，第33—176页。刘永焯著:《南朝鲜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0—262页。（日本）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岩波书店，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