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大力举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洋务派对此反映如何呢？总署大臣奕等人说:“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所陈轮车电机等事，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尤恐将来以保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①这里说明奕等总理衙门大臣的态度是:对赫德的坚船利炮和铸钱的建议方面，许之为“谈言微中”；对办轮车电机等民用工业方面，表示“多窒碍难行”，但又怕洋人“先发此议论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于是提出由清廷谕交沿海各省督抚密议奏复。“奏复”的主要情况如下:

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奴才私心窃揣，以为此种举动，无论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与轮船等。轮船通行之处，不过江海，其意佥将以轮车辅轮船之不及，而以电机贯彻乎其间，以为天下之利权，尽在乎是。是则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③江西巡抚刘坤一说:“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顷此，而地势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④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筹办造船厂，他除斥责赫德、威妥玛二论为“悖慢之辞，殊堪发指”之外，顺水推舟地说:“轮车机器、造钱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拢，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布适用，则亦玩艺而已。”②左氏的中心思想是要实现他的设造船厂的宏伟计划。那时，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传之中土，……选国中工匠与之俱来”减少阻力的大好机会。所以左宗棠说:“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辞挠止。”③左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达到建成造船厂目的的意图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军用租民用之间的工业，更是可取。但他对耕织等民用工业未置一词。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讲得很轻松，他们说:“讲求吏治，宽筹财用，整顿营务，精制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国人威妥玛、赫德能作旁观之议论，固中国人人早知之”，“至于工织器具、寄信电机，不过技艺之末，无关治道。”①这个“无关治道”的“技艺之末”的工商业要不要兴办呢？则不置可否。

总起来看，督抚们对赫德、威妥玛的两论中有关内容，对于吏治财政和军火等自强之道，是重视的，并多数表示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对于织具电机等民用工商业，有的不表示意见，有的视为“玩艺”、“技艺之末”，有的人虽也予以重视，但办这类企业怕洋人乘机侵利。这种情况表明，清政府大臣们在60年代中期，对于举办“致富”之道的民用工业企业还无切实的认识，更没有把这种“致富”的办法与“自强”联系起来。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实施日程，并与“自强”明确地联系了起来。

洋务派把举办民用工业企业提到实施日程，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前文所讲的饷需匮乏，谋求新的生财出路之外，以下两点也是很重要的:（1）近代工业内部经济规律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军用工业的发展导致民用工业的兴起。本书在叙述近代军用工业中已经说到:洋务军用工业是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刺激而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方便取用军需弹药，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制的军用产品价廉。实践证明，自己生产的军火弹药，用同样数目的银钱可以获得一倍二倍乃至数倍的使用价值。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铅、铜、钢铁等原材料和焦煤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这些东西要靠向外洋购买，取用不便是一个方面，昂贵的价格也致使洋务派取得廉价军火的目的落空，因为原料燃料价昂，军火成品价必然增高。这就促使洋务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为了取得廉价的原料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等工业企业了。从这一点说，近代洋务军用工业与洋务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的经济规律联系的。（2）“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上文已经讲到，清政府由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与英法侵略军交战，用款甚巨，财政极度匮缺。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从侵权以致侵利: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使“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愈半”②，航运之利多为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使小手工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洋商占有了中国小生产者失去的财富；钢铁铅铜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这就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这表明洋务企业有抵御列强经济侵略挽回利权的民族性的一面。

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1）轮船航运业，这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2）电线电报业；（3）矿业，即煤炭、铁、铅、铜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业，煤以开平、基隆、湖北兴济为代表，金属的开采与冶炼以贵溪、大冶和汉阳铁广为代表；（4）纺织业，以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纺织厂为代表。此外，铁路的修建和金融银行等行业筹办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规模举办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务运动尾声阶段。

（摘自《洋务运动史》 作者:夏东元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