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大议海防问题时，李鸿章估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初创费用，至少先需1000余万两②。显然，到70年代军事上开支又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了。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是由原来的4000万两增为5000—6000万两；加上外贸长期入超，白银继续外流等因素，财政经济形势极为严峻。诚如李鸿章所说:“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①财政经济危机必然在军事上带来危机。而日本侵台事件促使清廷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各机器局的重要性，即所谓“力求精进扩充之方，以为持久取胜之计”。要能做到这点，非有巨额金钱不可，洋务派所说“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②这也就是意识到求强与求富的关系是“强与富相因”的问题了。“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怎么才能富？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是由于它的富，而富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强起来。对此，李鸿章有一段代表性的议论，他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濬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③这里所讲的“商务”，包括工矿等行业，具体他说，主要是近代航运、电线、煤矿、钢铁铜铅等矿的开采与冶炼、纺织业、金融业，等等，并非单指流通领域中的商务。有了这些近代工商业，既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其结果也就必然增强整个国力。

关于解决饷源问题的方式，督抚们的见解是不一致的，甚至还有不小的距离。多数人在盐税和厘金上打主意，这显然是短视眼，但也有不少人是有远见的。例如:丁日昌提出“设厂造耕织机器”发展民用工业以谋利；曾国藩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以致富④。李鸿章对于举办工商业以开利源的理由阐述得更为透辟，他说:

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两），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外，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窃以为……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

这段话说明了:（1）国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就不如用西法办纺织、矿务等民用工业，以分其利，这是明显的与列强在经济上竞争的思想主张；（2）办近代民用工业赚来的钱，“有益厘饷”“养船练兵”，也即用求富以达到强的目的。

求富以达到强的思想，虽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并付之于实践，但其酝酿却在60年代中期，并已经有一定的展开，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议论此事为标志的话，则可以1866年谕令督抚们讨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起始。

赫德与威妥玛的两论，总起来看，在要求清王朝进行内政外交的改革以利于列强的侵略权益的同时，亦对清朝政府统治的稳定有利。而论涉及面较广，这里只将有关举办近代民用工商业方面的提议作一叙述。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中在这方面有下面一段话:

“……民化而国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①

这段话明显地是要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并从举办工商企业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这样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财富日多，国力也日强。这也就是所谓“民化而国兴”。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中有类似表述。如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各等新法”，这些企业的开设“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益。……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①威妥玛要比赫德坦率一些，承认“于外国有益”。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赫、威的建议，是从资本主义在华的利益考虑是无庸置疑的，但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