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所谓洋务运动路线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由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由举办和发展军用工业以求强为主转变为举办和发展民用工业以致富为主。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转变，固然是体现了洋务运动本身发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强经济文化侵略，并由“中外和好”变为军事上武装入侵的客观形势所作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一个进步。

首先叙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加强经济侵略简况。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侵略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们为了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暂时放松了武装入侵，而根据天津、北京两个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利用所谓“和好”之机，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而特别是加强经济侵略。众所周知，鸦片战后中英于1843年订立的第一个协定税则，进口货物税率比之战前降低了58％至79％之间，1858年《天津条约》所定的税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间；1842年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并无值百抽五的明文规定，而《天津条约》不仅规定了进口税不得超过5％，且作了修改税则以10年为期的规定。实际执行情况，进口货税率均压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约为2％—3％的水平方出口税率则略高于5％。这就使60年代以后，廉价商品如海潮般的涌进，廉价原料亦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外进出口贸易额，从40—50年代每年2000—3000万（海关）两，增为1864年的1.1亿两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则为每年2亿至3亿两以上。在这些进出口贸易中，进口货以消费资料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费资料占绝对多数，如1873年消费资料占进口总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费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产资料进口则不到10％。出口货物主要是农畜产品和矿产原料等。这样，从进出口货物的比数可以看出，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推销地和原料供给地。这标志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社会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和小生产者阶级两极分化的加快。

这种自然经济瓦解和阶级两极分化加快意味着什么呢？本书第一章已经讲到，鸦片战争后，在外国侵略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要是剩余价值规律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并逐步扩大其作用范围，这就使国民经济逐渐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体系，又由于两极分化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所促使，就使贫困的一极所失去的财富日益更多地“流入母国”。这样，中国就不仅是原料供给地，也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重要来源地了。

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欲壑是填不满的。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其经济侵略的方式由商品输出为主逐渐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从历史经验看，资本主义列强总是通过武装入侵扩大其侵略权益的。1870年，修改税则的期限又到，“中外和好”局面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果然，就在这一年，列强利用天津教案以陈兵海上相威胁，清政府妥协求和，以惩办自己的人民和遣使法国道歉而结束此案。以此为始点，1871年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接着是东流小国日本，也在美、英等国支持下，出兵侵略台湾，以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而告终。于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这一系列的军事侵略对清政府震动极大，尤其是被向为清王朝所轻视的小小日本国所打败，感到无限惊慌和耻辱。这就促使清政府、洋务派认真考虑对策。

上述两个新情况:一个是列强利用“和好”局面加强经济侵略，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加强了武装侵略，破坏了“中外和好”局面。它的出现，迫使请政府、尤其是要求改革的洋务派，对于外来压力作出反映，这就是洋务路线的战略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那就是大办民用工商企业以与洋商争利，大办海军海防以增强海防力量。兹分别叙述于下。

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清政府为什么要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促使洋务派与洋人争利这一动机之外，直接的原因是从军事上饷需匮乏而逐渐认识其迫切性的。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的1853年，清政府就遇到兵与饷匮乏问题。解决兵源问题是办团练，解决饷源问题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加上1856—1860年四年间与英法侵略联军作战，又加上由弓箭刀矛的冷兵器逐步更换为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子药炮弹的消耗大量增加，军火费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到了60年代，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的规模远比以前增大，几个大型近代军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增，每年不下千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