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列强暂停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转向大力开拓对华贸易。中外贸易额，由四五十年代的每年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迅速上升到1864年的1.05亿两。中国很快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欧洲到中国的航线大为缩短，更多的西洋商品涌入中国。随大量西方工业品而来的新一轮“西学东渐”浪潮，促使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渐进的质变。

1870年，大清帝国的京畿重地天津，爆发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法国领事丰大业（M. Fontanier）枪击中国民众，愤怒的人群将其打死，并焚烧了法国天主教堂。法国联合英、美、德、意等六国调集军舰到天津、烟台，要求清廷严惩“肇事者”。当局把两江总督曾国藩从南京调去平息事端。曾深感“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 “……此次天津之案……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于是，他以16个中国人头落地换取西方七国息怒。这件事情使曾国藩受到国内广泛抨击，甚至被骂为“卖国贼”，他自己也深感内疚。清廷随即将其调离京畿，转回两江总督。1872年初，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便在郁闷中病逝。

曾国藩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是由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接任的。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是安徽庐县（今合肥）人，也是从曾国藩的幕僚中锻炼出来的封疆大吏。

从1861年美国在华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航行于中国沿海及内河的各国商船逐渐增多。在一些河段，甚至90％以上的航运被外商控制。机动船严重冲击旧式航运业，中国船户纷纷破产。并且，“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

为“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72年底，李鸿章奏请筹建轮船招商局，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并同意由户部借制钱20万串（合白银10万两），“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同年12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主要经营长江、海洋航运，“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其中，漕运业务由朝廷划拨；主要揽载旅客、进出口成品和原料运输。到1874年，该局召集到的总股本为47万两白银。

轮船招商局成立不久，各国在华轮船公司随即展开恶性竞争。在华赚取了十多年暴利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老化，缺乏竞争力，地盘日益减小。到后来，其独享的汉口、九江之利，也因招商局“江宽、江永两船到”而“气夺”。加上美国内战结束，国内市场诱惑力巨大，旗昌公司决定出售。1877年，在198万两官银的支持下，招商局投资222万两收购了旗昌所属旧船和设备。该局船只数量从12艘增加到33艘，吨位突破400万吨，占当时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总数的36.7％。

招商局收购了旗昌公司后，英国太古、怡和等“洋商忌之益深，极力跌价倾轧”。清廷认为与洋船竞争“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加大对船局的扶助:官方贷款“分年还本，缓缴利息”；“自光绪四年（1878年）起，苏浙海运漕米必须照四、五成一律加拨，不准再有短少”；“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

在降价竞争中损失惨重的太古、怡和公司，见无法压垮招商局，不得不在1878年与之达成妥协，签订了“齐价合同”。

1882年前后和1890年，怡和、太古公司又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以三四成乃至一成、五厘的价格抢客户，使得招商局“股价日跌”、赢利锐减。招商局“请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御之”，使得疲惫不堪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再次妥协，分别于1883年、1893年两次签订“齐价合同”。

对旗昌公司的兼并和几次“齐价合同”，在当时被认为是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洋务派和大清帝国的重大胜利，一些洋人也大加奉承。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赴烟台时碰到法俄公使，他们都“称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任事诸人，措置亦甚得当。则此局之设，争利者深忌之，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