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

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而洋务运动是什么时期开始从求强转变到求富的呢？从洋务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应该是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的重点就已经从创办军工企业转向创办民生实业了。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

首先从慈禧为代表的满蒙贵族这方面说，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士大夫通过镇压太平军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这批汉族士大夫大多开明能干，是洋务运动的主力；加之当时的满族官僚因循守旧者居多，唯一通晓实务的恭亲王因中央权力斗争被慈禧罢黜后，满族官僚里简直找不出一个可以与汉族官僚相抗衡的通晓实务之人。

使得因洋务运动而出现的战斗力远超传统八旗、绿营的新式陆军、海军被汉族大臣所掌握（如李鸿章之北洋海军）；这就使得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不得不担心这样下去会严重动摇满人政权的根基。因此，当“求强”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以慈禧为首的满蒙贵族很自然就希望或者引导洋务运动的目标开始转向了。

其次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臣们来说，从求强转向求富除了来自高层的压力外，也有现实的考量:兴建近代军事工业以及近代海陆军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依靠传统的田税以及中央拨款根本不足以支撑军事以及军工企业的资金需求；其表现就是“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

更何况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本身也因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而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逐渐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结果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从民生工商业中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甲午中日开战之前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各省防军、练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1888年北洋水师的成军更是使清朝的国防力量上了一个台阶，使得中国的军队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半近代军队。

但是由于洋务运动求强目标并为完全实现就转向求富，因此军队里兵为将有，以小制大，以及组织形式这些对于军队战斗力有根本影响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满蒙高层是不允许李鸿章这些洋务派解决的。而当时中国军队里存在的这些问题最后使得中国在后来的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

尽管，甲午战争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而中国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至今；但我们对洋务运动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不能因为一场战争而否定洋务运动。

可以说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