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曾有人评论说:“该校若与……俄国的士官团……，美国的西点军校相比，固不免远为逊色而在中国，却毫无疑问地已为此类学校开创一个最佳的先例。”［（11）］由于中外教职人员的共同努力，新式学堂直接培养了一大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并使得西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新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由此开始在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如北洋武备学堂，它从开办到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兵火的15年间，培养了近1000名学生，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学生210名，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学生200余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学生500多名，等等。可以断定，当时设立的各种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或担任新式学堂的教师，或编译介绍西方和科技书籍，或充任各级海陆军军官，或在其他洋务部门任职，对我国近代事业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该校培养的学生，不但在本校逐步接替了洋教习的工作，还参预了其他水师学堂的创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水师－－北洋舰队的组建，更是集中体现了水师学堂的作用。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构成了北洋舰队军官队伍的主体。

几乎与新式学堂同时出现的是采取派遣留学生和使团的非传统措施培养更高质量的洋务人才。经曾国藩、李鸿章奏准，1872－1875年，洋务派派遣了四批优秀学童共120人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一生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者。1855年他学成回国后，倾心于洋务事业，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就是在他的极力倡议下而被采纳进行的。接着，其它学堂也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1875年冬，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派遣留欧学生，到1885年，该学堂共派出留欧学生三批共69人。截至1892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97人。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从1881年6月开始陆续回国，李鸿章按其专业特长，“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于1887年以来陆续回国后，“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12）］多委以制造、驾驶重任。如魏瀚、陈兆翱等人，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洋员之任，历制开济，平远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13）］北洋舰队的所有规章制度都是留学生参与制定的。回国留学生很快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打破了洋人技师独操中国技术大权的一统天下。而且，首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留美学生中，出现了不借外力自行设计并领导修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驾舰血战黄海获得“巴图鲁”荣誉的舰队司令关应科，首次将《唐诗》译成英文的和蔡廷干，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负责人广国安，清末任外部尚书的梁敦彦，担任过民国初年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等等。留欧学生中最著名的有担任舰长、总兵和提督等职的海军风云人物刘步蟾，筹建北洋海军的全部具体工作的马建忠等等。特别应当指出是，派遣出国留学生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外交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人才群。这些留学生不但学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知识，在中国的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得以直接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吸收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把其传至中国，从而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严复。严复14岁时以第一名的资格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毕业后经沈葆桢推荐随第二批留欧学生赴英国继续学习海军。他在英国两年的学习生涯中，正值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盛的年代，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熏陶。1879年，学成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决心通过文字言论，大声疾呼变法维新。从1895－1898年，陆续翻译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以开启国人。其中影响范围最广，作用最大的是他翻译的《天演论》，从而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序幕。

诚然，从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以其近代科学知识开一代风气，提供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人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上是冲破了以四书五经为正宗学术的沉闷的空气，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发展，直接造就了第二代知识人才群。第二代人才群与第一代人才群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一批掌握先进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群，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变化。

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把他们所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与洋务事业中的近代机器生产、近代文化和社会因素相结合，实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实际社会功用。

首先，一批近代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脱颖而出，使近代企业拔地而起，直接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在洋务事业的创办中和刺激下，拥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有起着洋务派集团总揽近代企业主要代理人作用的盛宣怀和洋务企业家唐廷枢、李金镛、朱其昂、经元善、李培松、朱其莼、蔡鸿仪、王炽、谢家福等人外，还有先参与洋务活动后自己投资创办民族企业的徐润、马建忠、杨宗濂、戴景冯、朱采、胡家桢、胡思燮、李宗岱、甘章等人，另外还有从外商企业中脱离出来自办新式企业的黄宗宪、祝大椿、陈可良、唐茂枝、吴懋鼎、严信厚、叶澄衷等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