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93～1895年间的书信往来及其内容

自从1889年以来，所谓“防谷令”赔偿事件成为朝、日两国之间多年不决的一大外交悬案（注:有关朝、日之间“防谷令”悬案的内容，参见〔日〕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の研究》下卷，京城: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第53-134页；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08-321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之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第267-269页。）。1892年8月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的伊藤博文，遂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朝的特殊影响力来早日解决这一外交悬案（注:参见〔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1页。）。1893年4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曾通过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己次而致函曾经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注:按李经方曾于1890年1月至1892年10月间担任驻日公使。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第28页。），请求他设法居中调停（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52年，第335页。）。从不久之后伊藤博文仍为此事直接致函李鸿章来看，陆奥的上述请求应是没有奏效。

约半个月后的同年5月3日，陆奥电令驻津代理领事荒川己次将伊藤博文名义的英文函转交给李鸿章，其内容为详述朝日之间“防谷令”悬案交涉陷入僵持局面之实情，还谈到陆奥外务大臣曾为此致函“令郎君（秀按:即指李经方）”事，进而希望能够“假中堂阁下之一臂，而得妥协和局”（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342-344页，第373-375页。），急切之情溢于纸上。这一书信实际上是以伊藤博文名义发来的一封电报，其英文原件的署名处则书以“您的好朋友(Your good friend)伊藤”，还明确提出希望李鸿章给予回复（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342-344页。）。

荒川己次于在5月5日下午5时拜会李鸿章并转交了伊藤博文的上述书信，李鸿章则向荒川承诺即将训令袁世凯“于日韩之间尽友邦之义务”，以免“我好友伊藤伯之希望归于泡影。”（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373-375页。）到第二天即5月6日下午，李鸿章即派其幕僚罗丰禄送来了致伊藤博文之英文复函（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369-370页。台湾学者林明德称李鸿章于会见荒川之当天即“函复伊藤”，误，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315页。），其中李鸿章表示将通过袁世凯的影响而努力促成“防谷令”悬案的解决。就在与荒川会谈的当天，李鸿章专电常驻汉城之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袁世凯，指示他“或相机劝韩酌增，了此葛藤”，（注:《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49-550页。）继而于会见荒川的第二天复函伊藤，足见李鸿章对伊藤博文之请求的重视以及努力遵守承诺的真诚态度。

正因为如此，陆奥外务大臣于5月11日再次电令荒川，明确指出在5月17日了结“防谷令”悬案之前仍要继续依赖李鸿章的调停之力（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375-376页。）。同年5月12日，伊藤博文再次电告李鸿章称日本方面希望五天之内了结“防谷令”悬案，否则驻朝公使将“下旗回国”，颇有借以要挟朝鲜方面之意。对此，李鸿章一方面劝说日本方面“须稍缓商催”，指出朝日两国“交谊岂可因此小事失和”，同时将此意电告袁世凯，指示他继续“相机妥与筹议。”（注:《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52页。）这些经过驻天津领事代转的往返电报，其实不能算做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往来书信。

尽管如此，李鸿章根据伊藤博文上述函电要求而对袁世凯所做出的调停指示，对于朝、日“防谷令”悬案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鸿章在此后的致袁世凯电中称“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注:《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22页。），即足以表明他对伊藤博文的信任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