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是扬雄的好朋友，其思想见解与扬雄也多有共同之处，他们一致反对将儒学经学化、经学谶纬化，反对把孔子和儒家经典神秘化，而主张直接继承孔子的思想，恢复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他指出:“谶书、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子，诬之甚也。”（《新论·启寤》）这就从根本上抽掉了谶纬之学所赖以存在的学术基础，摘去了谶纬之学的神圣灵光。面对光武帝迷恋于谶纬之学，甚至以谶决疑，他上书谏曰: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桓谭的忠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相反，光武帝对他的言论非常恼火，他明知桓谭对谶纬持不信任态度，却在会议灵台的时候，公开向桓谭发难:“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只好回答:“臣不读谶。”光武问其故，桓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后出为六安郡丞，意乎不乐，中途病卒。

东汉大思想家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的家庭，祖、父辈又富于反抗精神和任侠传统，这无疑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王充生活的时代是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他以反主流思想的异端面目出现，对汉代已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即谶纬神学持一种毫不妥协的严厉的批判态度，对经学、谶纬等等的虚妄之学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和深刻的批判，表现出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风格。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这就是说，他书是针对经学和谶纬的虚妄而作的。他认为，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为正本清源，王充以归纳演绎的双重手法，深刻地揭露了符瑞灾异说的文化底蕴，反复强调必须放弃以待瑞灾异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谶纬神学，才能真正恢复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才能真正地复兴儒学，解决当时的意识形态危机。他指出，谶纬神学或许在汉王朝的重建过程中超过积极的作用，但当东汉的秩序得以重建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过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对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不信任。他在《论衡·宣汉篇》写道，“儒者称王帝、三五致天下太平。汉兴以来，未有太平。彼谓五帝、三工致太平，见五帝、三五圣人也。圣人之德，能致太平，谓汉不太平者，汉无圣帝也。”可见，王充通过阐释儒家的真精神和真传统对汉王朝进行尖锐地批评，也流露出对汉代“帝制儒学”的强烈不满。他对儒家经书与诸子著作的关系提出一个非常大胆而新颖的看法:“书亦为本，经亦为末”（《论衡·书解》），在《问孔》、《刺孟》诸篇中对以孔子、孟子还有诘难，认为诸子的著作中也有真理，经书中也有谬误，这实际上是基于“帝制儒学”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精神的呼声。这样，王充的思想就是扬雄、桓谭等思想前辈智慧资源的逻辑继承。他们所呼唤的都是先秦儒学的真精神，他们所反对的都是儒学独尊以来所形成的儒学新传统。

四、东汉儒家的隐者消极地反政治专制

对于儒家学者来说，如果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君不君，臣不臣，他们就选择怀抱大道，隐遁不仕的道路。但是，儒家的隐者与道家和后来佛家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些真正的隐士往往倾向于遗世独立，离群索居，彻底与世事隔绝，而儒家的隐者以儒家的出处之道为指导，主动选择了出仕之道，但又“未忘斯世”，退居江湖，心忧天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有机会，政治稍微清明，他们就不忘提出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救世主张，而且在民间以道德人格感化世人，以儒家思想教育弟子，有许多可贵的事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德业兼备。儒家的出处之道就是孔子所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这些原则说明儒家的隐者是在保持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的前提下以不合作的方式来反专制，但脱离政治却不脱离社会生活，在政治之外还注重隐的“社会功能”，即隐而有德，德而风行草偃，影响他人和社会，才是儒家“隐”的最高价值；反之，如果消极避世，成为封闭的个体，就失去了隐逸的特殊价值。①

东汉隐逸特盛，与社会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持续不断的战争，不仅一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就是身处官场的许多社会精英也难保不身首异处，死于非命。桓灵之际，朝政大坏，所谓“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后汉书·逸民传》）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先秦儒家反专制的传统隐而不彰，儒者只好退而与道为侔，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于是隐逸的队伍迅速扩大，以致范晔也要为他们立传了。《后汉书·逸民传》作了概括: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扬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