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把“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具体化为“道”与“势”、“德”与“位”的分立，认为“道高于势”、“德尊于位”。《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认为礼乐的制定需要德位统一，也就是儒者与君主的合作。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竟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又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他还把这种态度表述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样的原则贯彻到底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夫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显然，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的。

荀子也说:“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以道的价值理想，作为士人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权势和利益。这样，就能够做到“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政），以是非对。”（《荀子·大略》）荀子还把“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具体化为“圣”与“王”的并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圣”是人伦道德的承担者，“王”是政治制度的奠定者；只有二者合作，才能治理好天下。显然，这种“合作”是一种理想，而他就以这理想作为天下的最高标准。这样，不但“圣”和“王”之间构成了张力，理想与现实也形成了紧张。当然，荀子在坚守儒家道义理想的前提下也不得不现实一些，因为毕竟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荀子那里就开始为君子提出了实际的可操作的“为臣”之道:“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荀子·臣道》）这就是荀子所说的“臣道”，虽然是在为君的前提下，但也不是绝对的被动。不过，应该看到，在荀子这里，臣的地位开始降低，儒家之“道”有“术”化的趋向，即在价值理想与现实存在的矛盾中，荀子不得不放弃某些理想，以适应社会现实，开始了价值理想工具化的历程——秦汉一些儒者就是沿着荀子的理路前进的。

先秦儒者“道高于势”、“德尊于位”的思想和精神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在当时诸侯纷争的时候，各国君主为了互相争霸，尽力争取具有思想和声威的士人，借以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这样就使士人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也就迫使现实政权对他们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士人的社会地位就自然高了。据《史记·魏世家》载: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可以看出儒家学者对文侯的积极影响和文侯由于尊礼有道之士而获得的社会收益。又《淮南子·修务训》载:

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

这似乎表明魏文侯已经接受了儒者“道高于势”、“德尊于位”的观念，并自觉地贯彻的行动当中。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对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和制约。《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孔子把“德治”的关键放在统治者“身”上，也就是说，“德治”之“德”，主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当政治国者应以自己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来教育和感化百姓，而不是把目光朝下去要求百姓。他还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

孔子训“政”为“正”，说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道德教化，即使君民俱“正”。统治者正己则能正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还要求当权者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原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德政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信赖，也正是对人的主体价值作了肯定之后，才会以人的内在德性去融洽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以外在于人的人为的法则来维系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