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几个人从他们的经历来讲，好几人原来都当过盐官，徐继畲原来当过御史，就相当于现在计委工作组到各个地方办案。说当时很腐败的，说现在的人就没有清官了，说已不知道人间有清官白吏，你不管他们对西方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但是这种评价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不满，而对中国现实不满，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且完全有根据的。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他们的学术体系，这种现象到了戊戌之后就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和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现象相反。

到了戊戌之后就出现一个现象，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特征都倒过来了，第一就是很多人开始对西方的评价，他们仍然非常向往西方，认为应该学习西方，这里我把保守派排除不计的，只是就主张学西方的人做对比。戊戌之前主张学西方的人看到的都是西方的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自由民主那些东西。但是戊戌之后，这些人越来越强调西方的强大，越来越强调西方国力强大，能打仗，国富兵强，越来越强调这一点。他们把西方与中国历史做比较时，就出现了一个变化，以前的人往往说西方就是中国的三代，现在这些人说西方就是中国的秦汉，说西方就像当年中国的秦汉一样强大，这个话以前很少中国人说的。戊戌以前，这些学西方的人，他们一讲中国不行，就说清代如何如何不行，说三代多好。他们也批判中国本土的东西，但是他们批判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是说三代如何如何不行，儒家如何如何糟糕，说秦汉在他们看来反而有了更多行的东西，但这时候批判秦汉的言论还是有，但出现同情秦汉的言论，说西方就像秦汉一样，说我们学西方就像学秦汉一样变成兵力很强大的，很能打仗的一个国家。

第三，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本质性之争，很多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倒不是以前没有这种争论，而是以前那种争论跟以后的争论不一样，以前这些人主张学西体和西本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讲这个话的，以后反对学西本、西体的是从儒家的思想来讲这个话的，比如张之洞，他就说儒家的道德是我们的本，我们要维持这种本，我们不能学西方。郭嵩焘、徐继畲这些人，他们恰恰也是从儒家的立场，他说我们儒家的道德的确是不错，但是我们这个道德被自己人破坏得很厉害，我们如果从不从西方学仁义道德，我们这一套东西就站不住脚，这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倒不是说保守派是以后才有的，但是保守的理由有了很大的改变。第四，在他们用中国的资源和西方接轨时，这些人就越来越倾向于用那种法家的资源去和西方接轨，而对儒家采取了越来越尖锐的批判态度，到至于到了“五四”之后就出现了西儒对立的局面。反过来，就使儒成为反西方的代名词，而且我们也知道，到了后来，袁世凯、蒋介石都把儒家当成对付西方和对付自由民主的一块牌。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们现在看蒋介石写的《中国殖民运》，我觉得只要把这本书改掉几个词可以用来评“五个一”奖，他说中国文化好，说西方文化不好，他是讲西方的民主不好，自由民主不好，市场经济也不好，他主张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然他所讲的党跟我们讲的党名称不同，名称一换，就可以评“五个一”工程奖。他用儒家那一套，说中国的仁义道德胜于那个东西，他用儒家这套东西去反对西学这一套东西，我们从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有一个批儒的运动。我们那时用抨击儒家的方式来抵制这种东西，你说当时一个是极端反儒家，一个是很捧儒家，但是如果我们从差异原则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看到这两者背景有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蒋介石是用儒家来抵制西学，但是他用的是反西之儒。到了70年代，1970年代，我们这边是用反儒家的方式来反西学，但我们反的是反法之儒。毛主席讲的儒家就是反法之儒，虽然一边捧儒，一边反儒，但实际上是差不多。我在别的文章中举过几个例子，现在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影响，就在中国人主张学西方，受到挫折时，日本也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但是日本和中国虽然都号称是汉治文化，也接受了儒家的经典，但日本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是所谓的封建制，这个封建制不是49年讲的地主和农民那种定义的封建制，是儒家定义的君宪那种封建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民主的社会，天皇没有很大的权力，都是大民，最大的大民就是将军，就是幕府，日本人做比较，说当时的日本就像中国的三代，大民就是相当于诸侯，将军就相当于霸主，天皇就相当于周天子，周天子是没有权力的，这个霸主很厉害，但是霸主也不能大统，霸主只是最强大的民主，下面还有很多很多大民。这个时代，日本的儒学曾经有一度是相当有影响的，现在关于日本儒学和中国的儒学区别有很多的议论，比如陈来先生说中国的儒学很好，日本的儒学不行，说中国的儒学是以人为核心的，日本的儒学是以忠为核心的，所以日本很野蛮，很残忍，就是因为他不讲人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日本的儒学，你要说它和中国的秦汉唐的儒学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但因为日本就是一个封建的制度，不是一个君宪的状态，他与宋明的儒学有区别，我觉得他与早期的儒学有更多相近的地方，他讲的忠，并不是忠于天皇，是忠于小领主。大家都知道，法家是主张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的，他当时是反对个东西的。因此，日本人学西方就有一个完全与中国不同的角度，当时日本人就把这个社会定义为类似与周秦焉变的状态，是主张于封建状态，要完成周到秦的演变。从这个角度去学西方，很自然地，就出现了把西方当作实现周秦之变的工具，这样子的角度。而且这个现象，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早在日本人接触西方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势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学者指出的，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要脱亚入欧，但在之前有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日本人在没有接触西方之前就产生了对儒家厌恶，就产生了反儒归法的潮流，说要通过法家的那一套，树立天皇的权威，整合消亡藩主的政治，实现大一统，这些东西在战前就发展得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