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的一些中国人，像徐继畲，他就认为英国没有美国好，捧得最厉害的就是美国，他说华盛顿搞的共和就是所谓的三代之治。徐继畲对美国的共和制的的赞誉要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很多，但是美国军力并不强大，这种称赞，并不是从富国强兵之言的。我认为中国不可能走君主立宪的制度，因为传统都是认为中国的皇帝都是靠武力的，而且中国的皇帝一旦没有权力，就不受尊重，甚至你的亲戚都不会尊重你，所以中国历来就没有尊君的传统。第二从儒家的理想来讲，又有一种什么所谓的共和，那是儒家社会的词汇，什么天下为公之类的。

我后面要讲到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很多人讲立宪也是从日本讲起的。在晚清时代的立宪派，除了慈禧之外，是想学日本立宪的，说天皇有授权的，召集一个议会作为顾问，这种立宪，除了几个满族清贵之外，没有几人赞成，当时都是支持英国立宪的，与共和派的距离很近。我们当时说革命派是进步的，立宪派是很保守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立宪派也是非常进步的，说他们保守，只是他们不主张暴力而已，他们还是想将皇帝变成英国的女皇一样什么事都不干的，绝对不想把清朝的皇帝变成日本的天皇。这个现象，其实也很有意思，也是与中国天下为公的思想有关系。

郭嵩焘明确讲过，如果中国的制度不改变，你富国强兵也没有用，其实老实说，我们学习西方不是为了富国强兵，就是为了百姓。他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他说其实西方之所以可取，并不是因为富国强兵，是在于老百姓的生活很不错。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这种争论，就是所谓的官是不是要与民争利的争论。儒家有一种传统，说官不与民争利。法家有一种国强而民弱，民强则国弱，这些理论就让这些人认为学习西方，并不是学富国强兵，就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说得最夸张的就是谭嗣同，他说幸亏中国并不强，如海军像英国一样，陆军不如德俄，不然就坏了，如果中国人真的那么厉害，就会把全世界的人都灭绝了，因为清代就把准噶尔的人灭绝了。他说“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西方侵略中国，那是上帝在行仁爱，因为中国的皇帝太野蛮，要把中国的军力给压得弱弱的，这个话觉得有汉奸的言论，你说谁卖国，都没有人说谭嗣同卖国，他都愿意死在中国的土地，在戊戌变法之后，康梁都走了，没有人说谭嗣同是汉奸，但他说过，如果中国人这样，还不如军队不强大。他之所以这么讲，其实很简单，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和中国人民是两回事，皇帝强大，对中国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实际上这句话是他的本意，他说因为中国的皇帝对中国人太坏，所以道义就被西方人抢去了，说西方侵略中国是为了解放中国的人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搞不好，我们就很危险，他出的结论，因此我们强调西方人权不适应我们，我们宣布民主是适合他们，我们不能搞的，谭嗣同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说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赶快搞这个东西，华人不治为之，其祸可甚言哉，说中国要赶快搞自由民主这一套的东西，否则，你在对外关系中，你就是蛮夷，你就失礼，不如人家文明了，就这么一种状态。

这种现象，就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概从徐继畲开始，中国人就有一个对西方列强有关的词，就出现褒义的立法。中国以前的翻译对周边蛮夷的翻译都有一些带有贬义的，比如维吾尔不翻译成维吾尔，而是畏吾儿，害怕我的儿子，都是很挖苦的。但是徐继畲的翻译，严格来说，也不是他自己的翻译，有一些翻译比他更早，从明末以来，就开始有一些翻译，比如徐关起和一些传教士。中国人逐渐习惯于雅义，就出现了什么“英吉利”、“佛朗西”、“义大利”、“美国”、“德国”这些听起来都是好词，尤其是义大利，你看看，这个词不用这个义了。华盛顿这个词，当初中国引进来是兀兴腾，就是莫名其妙的小丑，后来就改为华盛顿，就很雅了。他和以前的翻译就相差很远，什么匈奴、鲜卑，不是奴就是卑。而且到了70年代，清朝就下了一个文件，说中国的翻译要统一，就是用雅译，我们现在当然要说当时很多保守的人，对这种现象也是很不满的，我刚才讲的几个人，有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比较边缘的人，当时主流是骂他们的，还是说我们天朝大国如何伟大的。说西方还是小丑蛮夷，我说当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这样认识的人不多，我们看到数字之后要看背后的逻辑，我看的并不是这些人多少，是这些人对西方的感想都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而反对他们的人不是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反对他们基本上两种，一种就是从官吏的角度，从秦之后，从科举之后，就有儒的立法的传统。当官的人基于他们的既得利益，对民主是不支持的。还有一些人完全不懂，他们不懂，就觉得觉得凡是夷敌都是可恶的，但是一般的人用儒家的东西来主张学西方，而且感到这是一种道德理想，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潮，我称之为引西救儒的思潮，这种思潮，当然可以说在儒学中有他的根源，但是对这种思潮进行批评，有一种理由很充分，就是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确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比如郭嵩焘到了英国，他主要是跟英国的士大夫，就是英国的上层打交道，如果他去看看伦敦的贫民窟，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其他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但是我就觉得问题并不在这里，实际上不光是中国人，也不管你实际上是不是了解西方。在不同文明相冲突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从本文明立场来研究外国的，不仅中国是这样，外国人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以前两百年，就是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在西方是得到很多好评的，可能大家也知道启蒙时代早期的思想家，伏尔泰这些人都把中国捧得很高，说中国是理性的王国，说西方是很愚昧的。但是我觉得，正如两百年前伏尔泰盛夸中国之理性，是因为他痛感欧洲中世纪的愚昧。但中国是不是这么理性，你可以说伏尔泰并不太了解中国，但你不能说伏尔泰不了解他们自己，他这种对中国的表扬是对自己的弊病的批判。你可以说伏尔泰不了解中国，但不能说伏尔泰不了解法国，中国未必真的就那么理想，但是中世纪的西欧的确是缺乏理性。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清末的西方未必就像我刚才讲的人说的那么好，说他们是理想中的三代盛世，但是中国社会，那个时候，的确充满了不仁不义，不仅现在是这样，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秦之后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