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或有借鉴 却无抄袭
2009年05月22日 16:42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康有为自《新学伪经考》(1891)与《孔子改制考》(1898)问世,在奠定其学界领袖地位的同时,也卷入了与另一位经学大师廖平的学术纠纷中。百年来,斥责康有为剽窃廖平学术成果的批评层出不穷,使得这一百年前的学术公案仍然有进一步整理清楚晰的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辟康有为“剽窃廖平说”,力求还此学术公案予历史真面目。

(一)公案的缘起

1890年,康有为晤廖平于广州广雅书局,此前康有为曾阅读过廖平的著作《今古学考》,十分赞赏,引为知己,在这次会晤中,廖平的新作《知圣篇》赠予康有为阅读。数日后,康有为阅完此书,对该书的观点不能很认同,所以写了万言信驳斥廖平“好名鹜外,轻变前说”,并劝廖平应“急当焚毁”。廖平到康有为住处安徽会馆回访康有为,事后廖平称这次回访“两心相协,谈论移晷”,以此看来,这次廖平的回访,使得康有为基本上接受了廖平书中的观点。[注1]

廖平的另一本著作《辟刘篇》,康有为可能也有机会读到,即使康有为没有看过,通过与廖平的会谈,也应当能了解其主旨。《辟刘篇》与《知圣篇》是姐妹篇,二者相互交融,《辟刘篇》是打击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是东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而《知圣篇》是推崇今文经学,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传。

所谓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更是中国跨两千年的一桩公案。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从此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列,在中国历史上两者互有兴衰。

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在会晤廖平之前,仍然尊崇古文经,犹其是非常推崇《周礼》,对于今文经,康有为一度还进行过攻击,康有为自编年谱写其23岁时(1880年):“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当时康有为攻击东汉经学家何休的公羊学,但是后来自焚其稿,也说明康有为逐步接受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

对廖平的会晤,对康有为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此问题稍留后议。但是康有为此为完全抛弃古文经学,并且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其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的协助下,就完成了三十万言的《新学伪经考》,并在六年后,又出版《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从表面上看,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的不少观点有相似之处,而廖平的著作在出版时间上,却要晚于康有为的二书,《辟刘篇》出版于1897年,而《知圣篇》则到了1904年才出版。所以当时知道康、廖交往内幕的人,认为康有为的著作,实为剽窃廖平的成果,或者说,康有为新学的来源是廖平的学说。

康有为不仅在书中只字不提廖平的名字,对于剽窃说的指责,也很少有正面的反击,这的确让人倍感狐疑,反倒授人“做贼心虚”的口实。或者康有为是觉得没有进行辩护的必要,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总之,康有为出于何种心态,这是不好说明白的,而我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研究康有为的心理,而是关注公案本身的事实。

(二)康廖异同:外表相似,内核不同

梁启超在提到康有为学术与廖平的差异时,写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注2]

这是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分歧所在。廖平是纯粹的学问家、经学家,自称一生为学“六变”,即学术思想经历六次重大的改变,在近代史上,以长于标新立异而著称,廖平在1888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辟刘篇》和《知圣篇》,但是却没有急于将自己成果出版成册,此中原因,主要是廖平缺乏政治抱负,同时也缺乏学术勇气。1897年,廖平的《辟刘篇》出版,而仅一年后,即1898年,廖平一改《辟刘篇》与《知圣篇》中的观点,不仅不打击古文经学和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论,反而提出“大统”、“小统”之学,认为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是为小统;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是为大统。不仅推翻前论,而且将古文经学的位置凌驾于今文经学之上。梁启超将廖平思想的改变认为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因为1898年正是康有为变法失败之时,所以不排除廖平此时经学思想的变更,与急转直下的政治因素有关,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廖平的经学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经世致用”的思想。

而康有为的学术内核,是着眼于时局政治,其深度与广度,是廖平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套方法。首先是知识结构的不同,康有为除传统经学研究外,“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这点是廖平所无法比拟的。康有为在1885年写成《人类公理》一书,是以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证明法写的,1888年写成《实理公法全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阐述实理。由是可见,康有为的知识视野是相当广的,其核心是将资本主义的人权、平等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混和体,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将自由平等学说戴上儒学的外衣。成书于1886年与1887年间的《康子内外篇》鼓吹西方政治学说:“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盛行于亚洲必矣。”又对未来做了一番颇有信心的预测:“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最顽固的保守派学者叶德辉曾批评康有为:“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其貌似则孔也,其心则夷也。”[注3]在晚清保守派眼里,华夷之辨是非常的重要,西方国家在他们眼中,也只是“夷”,叶德辉倒是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学术的内核部分,是混和着西方思想学说,仅从这点看,叶德辉倒比指责康有剽窃廖平的人看法要高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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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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