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太难了。紫禁城外，九门常闭锁；紫禁城内，宫门又九重。九五之尊，身旁有的是权臣谋士，岂容一个乡下出产的普通知识分子圣。康有为怀揣满肚子的理想，转着九九八十一道心眼，也造不出开启紫禁城的钥匙。他想得都要愁死了。

1885年4月，张鼎华要康有为陪着他到北京去。但到京又能怎么样呢？康有为想呀想，忽然头痛大作。几乎疼死，眼睛也疼得不能识文断字。医生来了，束手无策，说，没办法。康有为用毛巾裹住头，满屋于转圈，“行吟于室，数月不出”。他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便开始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忽然找到一本西医书，读之。本来不相信，但反正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使试着吃西药，不料那头痛病竟然渐渐地好了。于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每天到村后的一棵大树下转着圈行走，走了一个多月，病愈。

1888年仲夏，三十一岁的康有为应张鼎华之召，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此时，张鼎华已官授御史，康有为高兴得就好像他自己也升了官一样。

然而不幸的是:康有为的登科梦再次破碎，张鼎华也突然去世。康有为大为伤感，但在为张鼎华办丧事时，却说自己“病而不悲”。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因为他太痛苦了，在张鼎华的灵前所作祭文中，他又痛不择言，文中竟说:“竹君已往，覃溪为谁？”

这又是一个典故。乾隆年间，大师戴震来到北京的时候，全靠翰林学士朱筠（字竹君）揄扬，方才名动京师。但突然之间，朱筠失势，戴震立刻被政敌攻击为“破碎大道”。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等于说他是知识界的叛徒！但就在这时，内阁学士翁方纲(字覃溪)出头为戴震辩解，使他终于先是中举，再由乾隆皇帝特命殿试，钦赐进士。是的，“竹君已往”—一当年的戴震曾失去政治靠山，这就好像一直为康有为的仕途护法的张鼎华死了一样；“覃溪为谁”——当年的戴震又有了一个翁方纲成为他的仕途护法，那么，我康有为的仕途护法又是谁人呢？

此时的康有为，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虽三试未捷，却“学有所得”。他参透了帝国统治术的奥秘:只要能够操纵君王，“挟独尊之术”，便能顺利地把自己的政见销售出去。

真巧。这年七月，天坛祈年殿遭到雷击，引起大火焚烧。迷信的慈禧太后慌了，七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明年光绪大婚礼成，她便交权退休。此时，慈禧已二度垂帘听政十五年，光绪也已年满十八岁。康有为屈指一算，天哪:该当圣人出世了！

按照康有为的算法，天坛祈年殿，这座象征天降皇权的宝殿，从当年建成到今年焚毁，整整“五百年矣”。而治在此时，光绪即将亲政，按照孟子的预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则年轻的光绪，必是受命改制、大有作为的圣君。

那能够辅佐君王的圣人是谁呢？找来找去，只有自己能够胜任。自己不是从小就被人称为康圣人吗？汉朝时的纬书上说，孔子曾经“端门受命”。真是无巧不成书:圣君即现，他康有为，就将是天命已定的辅佐圣君的帝师呀！

新朝将立，托命纬书，专制政体，万年惯例。其实，说穿了，那不过是一套“应天命”的说法而已。实际情况很简单:慈禧将交权，光绪将掌权，独裁君主的权力转移，首先意味着帝国中枢的人事改组。这是政治常识，也是—切野心家大搞政治投机的好时机。康有为是不是政治野心家，很难论定。但他具有强烈的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地步，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此关头，康有为思出其位，认定他准是块宰相坯子，确也符合逻辑的。

因此，尽管乡试未捷，康有为仍居京不归。他在张鼎华死后，很快靠上了一位“翁覃溪”——据说是“直言敢发，忠义愤谏，直声震朝野”的监察御史屠仁守。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评价这位屠御史:“监察御史屠仁守，笃守朱学，忠纯刚直，我每次与他谈论国家大事，他都痛哭流涕，整个朝廷没人比得上他。于是，我频频代他向朝廷草拟奏折。”

康有为开始学着把他的政见通达朝廷。根据历史学家疏理，康有为代屠仁守草拟的奏折有好几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门灾告警折》。

那是1889年1月21日，贞度门忽然火起。灾施太和门，栋柱皆毁，瓦铁俱飞、百官仓皇，小民色变。太和门乃正朝之门，其设也，以“王居门中”为义。因此，历朝历代，守门体制崇严。修建工材坚致，峻巍十余丈，墉厚七八尺。人们惊异的是:就算守门人有疏忽之罪，却何至于火起贞度门而殃及太和门，且火焰上扬，真不可遏制。非要烧个精光不止！更要命的是；就要过年了，按照预定计划。光绪的大婚、朝贺、亲政、太后的归政等诸种大型圣典，件件近在眼前。此时此刻，门兆忽焚。修之为时不及，不修行礼无地，真真好像是上天有意告警。

专制政体的君主，谓之真命天子。其所惧者，唯有上天。一旦忽来天火，自然惧为天谴，必须寅畏天威，一切仰承天鉴，方可告罪于天。但上天究竟送来一个什么警告，这就需要朝中百官来说明了。当此之时，正是以言官为任的监察御史们大显身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