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所谓“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一人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是体制问题，靠“严规”、“严打”难以根治。1985年，全台湾

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迫辞职。“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重话。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的老传统。来台后长期任职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不会不知这种黑幕的弊端。但恰恰在他主政期间，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给当时与美国已无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本人以极大困扰。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与此有染的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也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其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祖国大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此时，邓小平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问候的信息已经传到，两岸的敌意在化解，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基层行政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扩展到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撇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集团，引来种种反对和阻力。蒋经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付。对党内高层，特别是中常委们的不同意见，主要采取认真讨论、凝聚共识、较长时间沟通的办法。为了安抚一些元老，他甚至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立法院”“国民大会”里的年迈委员和代表，多来自大陆，当年国民党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民选，其合法性早就受到质疑，现在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革，他们反对最力。蒋经国则指示:好好对待他们，但改革要坚定。蒋经国长期经营军队和情治系统，高级军官及情报首长均为其亲手提拔，这些人中有的对改革虽存疑虑，却不敢公开抗拒，对他仍毕恭毕敬。这样，蒋经国以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举措，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也来到北京，发回了在大陆采访的新闻报道。接着，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冒了出来。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据《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王也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