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贝克一样，我认为如果在欧安会范围内就这一主题进行基本谈判，由于与会者人数过多而会效率很低。同时也很明显，“四国”单独开会可能在德国引起反感和疏远。因此“4＋2或“2＋4”是最容易接受的公式。我们商定，关于起动这个机制的问题，应当在民主德国选举之后和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开始统一谈判之后才提出来，以免给德国人提供指责我们“干涉”的口实。

我们的立场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是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贝克试图向我说明德国留在北约比实行“中立化”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他的论据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点:德国境内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德国拥有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可使美国和西方获得控制德国内政外交的特定手段。一个中立的德国，脱离了北大西洋联盟盟友关系体系，就可能再次成为欧洲不稳定的发源地。

“如果德国将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贝克在说服我，“它就不一定成为一个非军国主义国家。正相反，它完全可能通过一项建立本国核潜力的决议，从而不必依赖美国的遏制力量。我想向您提一个不必立即答复的问题。假如统一得以实现，您更希望看到什么，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没有美国军队的、在北约之外的统一的德国呢，还是一个和北约保持着联系的统一的德国？但前提是保证北约的管辖权或军队不由现在的界线向东扩展。”

其实后来就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达成协议所依据的公式，正是以贝克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作为核心的。但当时我还没准备接受这个公式。

我认为，必须有一些保险机制，以保证我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在将来免遭来自德国的种种意外。但我不同于美国人，我认为这种机构不应当是北约，而是在全欧进程框架内正在形成的新机构。当然，扩展北约组织管辖区域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可是贝克却不相信例如欧安会有一天将有能力替代北约。

就在第二天我和科尔举行了例行的会晤。据我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说服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正在飞速地走向崩溃。联邦总理认为，民主德国人民院选举(3月18日)之后，将成立一个赞成统一的政府，而居民和议会将支持这个政府的决定。根据他的看法，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稳定民主德国的局势，防止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削减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移民的数量。科尔让我相信，要想做到这些，必须实行积极的政策，例如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我明白，科尔打算强化统一进程。而且有理由认为他在这方面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科尔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他为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这样做，但他一如既往愿意和莫斯科协调自己的方针。下面摘录科尔的一段很有典型性的自白:

“我愿意和您保持密切的接触，总书记先生。当前的改变之所以发生，改革政策决非次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愿意彼此站在一起。要想对日益逼近的事件做出适当的反应，就必须有所准备。我并不想让这些事件加快到来。但是我看到浪潮向我滚滚而来，而我无力阻挡它。这是现实，我不能不加以正视。”

对于中心问题，即有关苏联对德国统一的原则态度问题，我已准备好了这样回答:

“在德意志国家统一问题上，大概可以说，苏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之间并没有分歧。在主要出发点上我们认识到:德国人应当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当知道我们这个立场。”

“德国人了解这一点，”科尔做出了反应。“您的意思是说统一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选择吗？”     “但要结合现实情况，”我补充说。     “我同意。”

在当前的形势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科尔别沉醉于狂喜之中，而要清楚地认识到“德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统一和满足德国人民族愿望的问题。它牵涉到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利益，欧洲及全世界的局势。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大堆问题:保证边境不可侵犯，承认战后国界和政治现状，确定统一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并行不悖等问题。

从总体上说，科尔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的论据，然而立即表示他反对任何使德国“中立化”的方案。总之我们最后明确决定，与统一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在以苏、美、英、法为一方和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另一方的“六国会议”框架内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