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推动这些进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合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象的力气。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能。

但是，局势已经不再是每几周一变，而是每几天一变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会晤时，莫德罗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罗夫的结论简单明了:

“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程将自发地、迅疾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

“2＋4”公式

应当说，这个提法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外。我们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德罗夫来访的前几天，我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德国问题会议。参加的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罗梅耶夫以及我的两个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讨论持续达4小时。

最后我们就近期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会议的结果如下:     应当把德国势必重新统一作为出发点；

提出召开“六国”(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会议的倡议；     不中断同民主德国领导的联系；     与巴黎和伦敦更加密切地协调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

责成阿赫罗梅耶夫研究从民主德国撤军问题。     2月9日我与前来莫斯科的贝克会谈，德国主题是这次会谈的中心主题。

会谈的细节略去不谈。贝克强调几个关键性问题:3月18日的选举结果已经注定，大多数民主德国居民将投票赞成统一。因此，统一势在必行，而美国和苏联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

正如我已谈到的那样，我们自己的分析也肯定了这种预测。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国在这种形势下打算如何行动。贝克同意这样的意见: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说:“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进程(即德国统一)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并且要保证长期的稳定。”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又重提稳定这个话题，并强调指出: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总统还是我，都无意于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捞取好处。”

我收下了这个声明，我们转而开始讨论可能采取的协作机制。很快就弄清楚，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十分接近。在讨论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纲要:统一的内政方面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将独立地讨论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四个战胜国“参与”谈判进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这是他们维护欧洲和平和稳定的责任。因而他们之间讨论的主题是统一的外交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