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双边关系在我们的谈话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具体方案由各个联合工作小组制定。我和总理讨论的首先是那些他所谓对德国人具有“特殊心理意义”的问题。

谈到了失踪战俘问题、开放苏联境内德国士兵公墓问题、准许联邦德国公民去加里宁格勒(原柯尼斯堡①)旅行问题、恢复苏联籍德国人自治制度问题。我向科尔保证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会得到我们的理解。

我总体上的感觉是，这次访问取得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好成果。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具有新的特质。我们得以签订12项协定，其中《联合声明》是主要的政治文件。声明中陈述了我们对全欧洲进程和我们两国关系发展远景的共同看法。

柏林墙的倒塌

这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义部分”发生了使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我怀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道上来……但必须在彻底改变对内政策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