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同联邦德国总理会谈

我们举行了三次单独会谈:两次在联邦总理办公室，一次是在他的住所——“有凉台的平房”。大约在我来访的前一个月，北约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远景政策的宣言。宣言中写进了布什总统就削减欧洲的武器和军队所提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是对苏联及其当时的华约盟国的一项重大倡议的回应。此项倡议的内容是:消除北约和华约在驻欧军队人数和武器数量方面的不平衡，大量削减军队人员和武器，使之降至不可能发动突然袭击的水平。

布鲁塞尔通过的文件使我产生了双重感觉，我把这也告诉了科尔。说来我们的重大裁军倡议破天荒第一次没有招来猜疑和批评，而得到了严肃而又具体的答复。并且正是联邦德国的建设性立场对于通过这些迎合我们的建议的决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联邦德国作用的这种评价，显然使科尔感到愉快。因此他曾反复谈起，他认为完全有可能在12个月内取得维也纳谈判的突破，并且愿意亲自协助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科尔透露，他并不认为布什的建议是北约方面最终的意见。如果有人提出更加断然地削减双方军队的问题，也不会引起他的反感。

他坚定地重申了两次或三次，他认为维也纳谈判成功与否正是解决其他一切裁军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提法可以进行争论，但是我理解这样提出问题的动机。联邦德国置身于两个集团军事对抗的中心达数十年之久，因而对维也纳谈判都谈些什么问题表现得格外敏感。对于它来说，这不是“别人的”、不直接参加的谈判，而是它“自己的”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它的安全利益被拿来当作赌注，在这次谈判中，西方和东方都听取它的意见。

我没有理由去争论维也纳谈判究竟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还是“最重要的”的谈判。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把开始于70年代初的、旷日持久的关于削减欧洲军队和武器的谈判从死胡同里引出来，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方针之一。我们自己也该承认，在和美国取得核均势之后，苏联在欧洲所占有的常规武器优势，即使按照“冷战”的逻辑，也丧失了政治意义。这种优势导致苏联保留着“敌人形象”，不仅损害苏联在舆论界心目中的形象，而且还给我国的安全利益不断地带来新的“挑战”。事实上，美国和北约利用“苏联在欧洲拥有优势”这一论断瞒天过海，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计划，其中包括核计划。结果是我们自己给他们帮了这个忙。总而言之，应该放弃这种军事上“算小账”的做法并应该采取豁达的政治态度了。在这一点上，我和科尔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

布鲁塞尔文件重又鼓吹“核威慑”作为北约战略的理念基础，我对有关的章节提出了批评意见，而科尔并未反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我论证“核威慑”的做法不同，科尔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只是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人人各有自己的信仰。然而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上，我们两人很快就达成了相互谅解。

北约的布鲁塞尔文件中最令我们担忧并引起我们警觉的是，那上面宣布了他们要使欧洲战术核武器实现现代化的意图。射程500公里以下的SS－23导弹本来在形式上不受中短程导弹条约的约束，但我们还是同意把它纳入这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这个做法只能使我们做出否定的评价。我毫不隐讳地把这话告诉了科尔。

我们当时知道，北约在现代化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英国是美国这项计划最热心的鼓吹者。其他各国则采取比较冷漠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联邦德国在布鲁塞尔也坚持这个观点)认为，在进行维也纳谈判的同时，应当开始就欧洲战术核武器的命运进行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妥协:保留有关现代化的字句，但推迟它的实现日期。

从科尔的话里我了解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并不是特别起劲儿地同意这个提法。但我从这部分谈话内容中归纳出以下重要之点:科尔确信，一旦维也纳谈判出现即将取得重大进展的迹象，关于欧洲战术核武器现代化的话题就会取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而联邦德国的立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正是把替换部署在联邦德国的美国旧式“长矛”导弹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