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体，它拥有来自联邦德国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联邦德国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科尔①和劳女士——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