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

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邸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邸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