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们。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像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做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我对联邦德国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做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做出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1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做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