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作者: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无论是对于苏联，还是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署着最强大的苏联军队，这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共和国(正如人们在庆祝周年纪念日时从讲台上所宣称的那样)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前沿阵地”。

两国互为最大的经济伙伴——80年代末商品流通额达140亿～150亿卢布。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在非同一般的战后和解中，在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及苏联其他民族的互利合作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般来说，莫斯科和柏林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一切心里都很明白，也都非常珍视。诚然，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两国关系即使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莫斯科也认为对德国人必须“用眼睛盯着”。无论是乌布利希，还是昂纳克，他们都不是西方通常所描写或认为的那样，是莫斯科的傀儡。

在某些方面，他们好像是自认为比罗马教皇本人还要大的天主教徒。但是时代在变化，这方面的政策也要求进行变革。我们对待盟友的新态度也完全波及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71年走上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岗位的昂纳克，多年来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非常之好。他们都很喜欢对方。昂纳克学着勃列日涅夫的作风，两人对政府的隆重接待、授勋颁奖及别的表示，均情有独钟。随着勃列日涅夫年老体弱，昂纳克开始感到自己在智力上胜他一筹，这一点他也很喜欢。当勃列日涅夫不在了的时候，昂纳克很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主导的作用。

但主要是昂纳克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经济上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前10名，成了世界体育强国。尽管，如后来所表明的，这些成绩被大大夸大了，而且有些方面还掺了假，但不容抹煞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要大一些，他们从废墟和瓦砾中重建了自己的城市和乡村，确保自己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这足以说明许多问题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和纯粹是为了作宣传的虚假的成绩的基础上，昂纳克在心理方面和政治方面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他开始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本身的变化进行公正评价的能力，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民族利益有时被解释得过于广泛，往往与国家的实际可能发生矛盾。

我完全无意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制度和罗马尼亚的现行制度作一番对照。如果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想起东方的专制独裁的话，那么前者更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样板。僵化的“垂直”纪律，不过尚未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给地方政权机构还留有一定的灵活余地。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就像在“社会主义女酋长”的国度里一样，只是根据党内民主的传统稍许保留一些传统习惯罢了。公民的行为由警察实行监督，不过对私人生活相对放宽一些就是。军国主义气焰嚣张，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生活水平却是最高的。

与齐奥塞斯库不同的是，昂纳克不允许粗暴地对待干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的基本成员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动。诚然，一度曾经想撤掉“不安分的”德累斯顿州委第一书记莫德罗夫的职务，用库尔特·哈格尔的话说，因为他到处散布他的“改革幻想”，但是由于莫斯科打了招呼，撤换的想法一直未曾落实。政治局的活动正常地进行，内外政策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与此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毕竟存在着总书记的个人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一年一年地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绝对。其他领导人可以向总书记谈自己的意见，但是不敢质疑他的权力，不敢自己作最后决定。

我和昂纳克经常见面，一有机会就相互交谈，交流信息。1986年4月，考虑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尽管国内事情非常的繁忙，我还是决定飞往柏林，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这个共和国。关于这次访问，1966年我已经谈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大会工作和一些官方应酬上了。许多会晤和谈话都是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之间进行的。余下的时间我用来了解首都和附近地区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