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中下结合的渐进改良

胡适20年代观察美国，颇有感慨地说过:“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这诚然是一语中的。渐进主义的确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 不断从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宁所说:“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实际上整个美国改良的过程都可以说是在拯救资本主义，而西奥多*罗斯福（下称老罗斯福）政府可称起了开山作用。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消极的“拯救”，而是在不断克服矛盾和危机中飞速发展。事实上，没有发展，就谈不上拯救。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福利国家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劳动者斗争的成果，也是资产者让步的措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美国史家提到美国的改良，一般都提“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上半部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好就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二是政府成为调节各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罗斯福的“新政”可称承前启后，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划时代的影响。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和迎战都是戏剧性的，其影响之深远，再强调也不为过。而归根结底，它紧扣“拯救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新政”的内容众所熟知，不必赘述。单纯就解决经济危机而言，如果没有二战，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论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论。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对美国的改良模式和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的深远意义:

1）政府职能大转变: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从尽量少管事到多管事。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自杰斐逊以来赖以立国的的政治理论的一次深刻的变革，与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观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时期，是很难实现的。当时面临空前的危机，人们接受了这一观念:一个关心群众福利的犯错误的政府要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无所作为的政府好。危机过去之后，传统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干预经济这一观念已经合法化，争论只是在干预多少而已。

2）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加入了“经济正义”的因素。这是对旧自由主义的一大修正。罗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前两项是旧四大自由的合并，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于匮乏”的权利。从此，有人挨饿不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政府和全社会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从这一观念出发，一系列的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据，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应尽的责任。“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观念和机制从此逐步确立。

3）政府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中介。罗斯福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规外，还首次立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政府出面说服资本家接受这些向劳工让步的措施，以此换取劳工的妥协。这样，工人的权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激进势力，变成了体制内的一个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换言之，可以说工人阶级受到了“招安”，从而取得了社会的稳定。

以上几点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稳步改良。当然危机过后，旧的习惯势力必然有反弹，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强食的社会，新的框架已经定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来说，可称完成了一次观念上的革命。从理论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再能进入主流。

当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罗斯福与他的谋士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而是美国不断改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从政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见来说，“古人”从上个世纪已经开始，若从本世纪算起，则主要从老罗斯福开始。“来者”则绵绵不绝，以后历届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叶，尤以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达到登峰造极。不论在具体政策上有什么压缩和调整，美国式的福利制度已经形成。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能详述，仅对老罗斯福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绍。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总统对外都以帝国主义扩张和干涉著称，而对内的的确确向社会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老罗斯福总统任期1901-1908，刚好是本世纪初现代美国的开始，也是美国第一轮社会改良思潮高涨时期，史称“进步主义年代”。他在总统任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气“抑制豪强”，取得突出成绩的有两件事:一是限制垄断资本，于1903年促使国会在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基础上通过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总统干预经济的权力，为后来威尔逊政府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先声。二是调解1902年宾夕法尼亚15万煤矿工人大罢工。此次罢工由于矿主态度顽固，僵持5个月之久。最后政府出面干涉，通过软硬兼施迫使矿主同意与工会谈判，并同意政府仲裁，同时说服工人复工。最后结果除增加工资的幅度外，基本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长远意义的是建立了9小时工作制，以及在矿内劳资双方谈判的制度。

这两件事开政府敢于抑富扶贫的先声。的确如老罗斯福所说，是在美国进入新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一次在积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调整。他用的词是防止“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与此同时，他还在政治上励精图治进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税制改革。其结果不但使当时正在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缓和下来，而且开启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机制。以此为先例，以后历届政府又陆续通过一系列保护劳工的立法。老罗斯福的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宣告:治理美国的中心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美国政府既向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干预走了一大步，又为达成劳资妥协、保存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一种模式，为日后小罗斯福政府大规模的“新政”打下基础。

约翰逊与老罗斯福一样，都是在前任总统遇刺后就职，他的改良的思路与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点也是大幅度的改革与大力扩充军备对外用兵相并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既要黄油，又要大炮”。此处主要讲他的“黄油”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虽然是继承“新政”的传统，但是时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时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持续增长，进入“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惟其经济繁荣富足，贫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这是“向贫困开战”的口号的来源。当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着眼于社会公正。另一点与前人不同的是，种族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