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前后土地革命的根源并不在“地权不均”_资讯

30年代前后土地革命的根源并不在“地权不均”

2008年10月13日 10:52《历史研究》【大中小】【打印】

　　资料来源：《银坑区土改运动总结》，江西省农协第二工作团，1950年编印，第3页；《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的社会情况调查报告》、《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146、102页；艾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47—49页；《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9页；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

　　说明：*该列数字为抗战前数据。

　　**公略县为苏区时期由吉安、吉水划属。

　　***江西28村包括12个苏区村、9个游击区村、7个白区村，涉及人口29354人。

　　从上述调查材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乡”，（注：《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页。）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土地占有率比较接近，多在20%左右。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注：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有时具体调查和结论本身就相互冲突，如江西宜春一个村的调查显示，该村地主占地18.98%，贫农人口占58.4%，占地45%，贫农占地比例应是较高的，但其结论是“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却无田耕种”。（马成礼：《江西省袁州专区农村情况调查》，《长江日报》1950年7月17日））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惟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注：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其得益者也不尽相同，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尤其是赣南、闽西往往采取轮耕制，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公田的可能性更小。但轮耕制却也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公田不属于任何个体，所以公田在轮耕中地力常被破坏、浪费，农民“实行掠夺地力的经营，使土壤变坏，估计这种族田的收成，要较一般产量低五分之一。”（《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考虑到赣南、闽西公田比例巨大，其所造成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注：其实，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况在当时东南农村如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广泛存在。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注意到当地土地占有“分为两层，即田面和田底”，（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而江苏常熟“全境大都是这样”。且由于地主衰落，使用权出卖后“往往无力赎回，佃农也常藉此刁难地主”（《调查日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3页），所有权权益大幅贬值。1930年代后期及1940年代，使用权价格常常高于所有权，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可信。事实上，土地改革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江西“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注：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稍后江西的调查结果仍显示，1940年代末，地主、富农、公田占地“一般多的可达40%，少的15%至20%（苏区）”，（张日震：《江西土改试点工作情况》，《中南土改简报》第4期，1950年12月）和刘俊秀的结论无实质差距。然而该调查材料一开始就声明：“对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过去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过去估计地主、富农、公田只占土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如上文所示，调查的最终结论实际和这一估计并没有区别。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现的心态，在当时的调查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事实和理论间的落差造成调查者相当程度的困惑和不安。）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较之全国并不算高的。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南均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注：张根生：《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与租佃关系的初步调查》，《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6—28页。1930年代也有调查认为江西“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可证明农场面积之狭小，与土地之过细分割，同时可确知本省绝无土地集中之现象”。（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84984—84985页））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其实还要低于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