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的中国乡村地权究竟是不是那么集中？由地权集中引起的社会对立是否那么严重？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在传统时代，地权肯定是不平均的。即便是土地很分散的“关中模式”也决不是“均田制”。但是天底下大概没有绝对的平均，而不平均和作为社会危机的根源，这之间恐怕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就不平均的程度而言，有一个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时代农村的地权，如果横向和其他民族（国家），不管是古代民族还是近代民族相比，是不是更不平均。纵向比较的话，我们通常讲一个王朝初年，小农是比较多的，后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到了晚期土地越来越集中。是否有这种线性关系，都是有待研究的。

根据我们现在计量研究的很多成果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时代以前关于“地主占地率”的说法有相当程度的夸大，包括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地权分配状况的研究。几乎所有的近期研究都认为，以前的那种地主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的土地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980 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当年的各地土改档案综合推算，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38。26%。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则根据几百份统计汇总平均，算得20 世纪20～40 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国平均约为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为32。16%。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土地总量中地主拥有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的土地应该占一半以上。类似的研究很多，前述及笔者分析的关中地区，大概是当时全国土地分散的典型地区之一。按土改时的调查，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和西部宝鸡地区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分别仅有5。93%和7。58%。当时有“关中无地主”之说。

而笔者访问过的许多参加过地方土改工作的老同志都记得，当时各地都有所谓“当地特殊论”：北方的“特殊论”认为他们这里地广人稀而且贫瘠，土地不值钱，地主不屑于兼并，所以多自耕农，典型的地主都在南边；而南方的“特殊论”认为他们这里地狭人稠，农民惜地如金，地主难以兼并，所以出不了几个像样的地主，大地主都在北方！即使同在一省之内，那时的人们也常以本地为“特殊”而认为地主都在其他地方。典型的如在山东，当建立山地解放区时人们认为：“我们现在住在落后山区，住在一般大地主所不肯住的地方，土地自然比较分散”；而在革命者尚未立足的省内发达地带和大城市附近，“大地主是相当多的”。可是当全省解放后，人们又提出，由于地狭人稠等“特殊”原因，“反倒是城市附近农村土地占有较为分散”。有些“地方特殊论”曾经招致严重的党内斗争，如华南地区延续多年的“反对地方主义”事件，就是以“土改右倾”的“地方特殊论”作为口实的。当时以政治压力粉碎了“特殊论”而“统一了思想”。但在改革时期的反思中，这些“特殊论”大都得到了重新评价，被认为是有道理的③。

而这些“特殊论”之多，则足以使我们反思：到底在广大的中国乡村，是“特殊”的地方多还是“一般”的地方多？实际上总体来讲，在中国传统农村中，自耕农所占的比重要比以往所讲的要大得多，将传统农村理解为佃农的农村恐怕是很成问题的。

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地主”这个概念在中国具有很大的“政策弹性”。面对同一现实，根据不同的标准圈定的“地主”群体规模可以区别很大，其占有土地的比例也就成了随政治形势而涨缩的“海绵数字”。当年关中土改时主政者比较温和，关中出现大量“无地主”农村。如1951 年1 月15 日中共渭南地委给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认为渭南地区13 县不仅有大量的村无地主，“无地主乡”也达到11％，甚至“一部分区的范围内无地主”。于是整个土改中渭南全地区被确定为地主占有的土地只有5。9%。可是后来习仲勋被整肃，到60 年代“社教”时关中土改被认为“习仲勋的黑土改”，各县于是受命“补课”，在当年的土改已经结束十多年后又按通行的比例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导致“地主占地比例”也大幅上升。然而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土改补课”被否定，“地主”群又回复了原先的规模。

所以，考查传统中国的地权集中程度，与其去争论难有客观标准的“地主”占地率，不如直接统计土地分配的不均度。因为不管“地主”如何定义，根据同一份人地调查案例得出的不均度数值应当不受影响。这样的不均度数值才具有横向及纵向比较意义。固然，地权分配的集中与土地租佃率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早有学者指出南方许多高租佃率地区，地权集中程度并不高。但地权的集中与自耕农的减少应当是基本对应的。如果按照土改时的口径，无论雇工经营还是分散出租的大地产都是“封建地主”，那么地权集中与否和地主（尽管未必是租佃地主）的力量大小也应该基本对应。当今国际上最通行的不均度指标当属吉尼系数，以吉尼系数进行各国各历史时期的地权分配状况比较，目前已经不乏资料。

在古代方面，笔者曾经以今四川与湖北出土的两份汉代地方人地资料，算得其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分别是0。223 与0。505⑥，而与之大致同时的西方文明罗马帝国，迄今所知有6 处地籍铭文传世，它们反映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分别为：0。435、0。526、0。394、0。447、0。679 和0。856。显然，古罗马的土地集中程度要高出汉代不少。

近现代可以进行这类比较的资料更多。就笔者所见，美籍经济史家赵冈是以吉尼系数分析民国时期中国土地集中状况的第一人。他在上世纪80 年代曾经对以满铁资料为主的47 份调查报告算出吉尼系数，其部分结果如表1 所示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