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从历史所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是约为一亿户的小农经济。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消灭土地剥削以及减轻赋税，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并由此在最大限度内实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大国效益”，使经济迅速恢复。严重的问题，在于当时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比例过于悬殊，庞大的农业人口决定了这种小农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是十分狭小的，其低投入－产出的基本特点不仅不可能改变，而且随着农业人口的增长势必进一步加剧。[25]2惟其如此，当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改变原有的人口结构，就成为改变中国农业低投入－产出问题的关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49年底，我国总人口为54167万。其中，市镇人口为5765万，乡村人口为48402万。其城镇与农村人口之比为1:8.4。此后，城镇与农村人口之比呈迅速上升趋势：1953年为1:6.5，1956年为1:5.9。[26]3这一数字所表明的，正是农业低投入－产出问题的改善。但是，随着逐渐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改变原有的人口结构的趋势，受到了计划体制的阻止。

1957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是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2月，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27]4凡此三个文件，其主要内容就是阻止农村人口外流和遣反已外流人员。事实表明，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将受到国家非常有力的限制。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大跃进，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仍有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新增的1900万职工中，从农村招收的约为1000万人。为此，中共中央在1959年1月，发出了《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28]1根据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所作的规定，在12900万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个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精减的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29]2196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报告》宣布：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而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800万。[30]3

1954年12月，刘少奇在一次节育问题会议上的讲到，当时每年出生人口为2000多万，除死掉的还增加1000多万。[31]4而根据人口统计，截至1953年6月，中国人口将近62000万。那么，如果每年以100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到1961年，中国的人口差不多已达到70000万，而当年城镇人口为12900万人，城乡人口之比约为1:4.33。但是，到1963年，如不计人口净增长数，中国的城镇人口在精简之后约为10100万，而农村人口约为59900万，城乡人口又大致恢复到1956年的比例。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同时也是为了恢复被“共产风”破坏得体无完肤的农业生产，反而需要增加农业劳动人口。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规定：用于生活服务、文教卫生和行政管理的农村劳动力，只能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0%；用于基本建设的，只能占10～15%；用于林、渔业和社办工业的，只能占15%；用于农业和牧业的，不能少于60～65%，农忙时应高于80%以上。1962年，人民公社普遍转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5%以上的劳动力必须在生产队劳动。[32]5但是，根据1955年对全国二十四个省区的26935个农业合作社的调查统计表明，许多地方全年每个劳动力平均只能做满96个劳动日。[33]6可就是在那一时期，国家对农业剩劳动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34]7现在，在一个拥有约60000万农村人口的国度里，劳动力的投入居然成为农业恢复和发展（总量增加）的重要手段，只能说明那一时期中国农业的低投入－产出问题变得极为严重。

实际上，虽然实行了集体经济，但除了大跃进时期，集体农民每人都留有一定量的自留地，其实就是古来所谓的“园地”或“菜地”（文革中，许多地方重新提出取消农民自留地，但很快就被制止了，只有少数地方除外）。总的来说，人多地少的地方留得少些，人少地多的地方留得多些；前期留得少些，后期留得多些。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规定：社员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人平均地的2－5%。[35]1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并不少于5%。1958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强调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群众，不要算细账，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一二年后也变公有。[36]2但是，时隔不久，到了1959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庐山会议以后又收回），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37]31960年11月，为纠正大跃进中的“共产风”，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十二条”），规定社员自留地必须保留。之后，中央又发出指示，把社员自留地占有的比例，从人均耕地面积的5%提高到7%。据1961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总结材料，当时农民自留地，如加上农民自己的小片开荒，约占人均耕地面积的8－9%。[38]4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农业副业生产的决定》，规定社员耕种的自留地可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10%，最多不超过15%。[39]5

自留地的最终恢复，并且在数量上达到10%左右，实际上是在集体经济内部，部分地保留了小农经济。1955年农业合作时期，一篇名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调查报告中，在讲到如何帮助困难户韩春林时，其中有一条，就是让他“自己半亩土种了麦子，社里又调补了两分地给他，帮他种上了五百蔸洋芋和一些蔬菜。”[40]6在另一篇《怎样做农业合作社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调查报告中，讲到青海民和县二区巴州乡河湾社某社员，本人残废，家中只有媳妇一人是劳动力；因没有时间种自留地，媳妇就吵着要退社；后来社里出劳力帮他家把自留地种上了，他媳妇就高兴地说：“自留地种上了，我们再没有什么困难了，今后一定要听社干部的话，把社里的生产搞好。”[41]7一经实行集体经济，反而突显了自留地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