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经济观察报:请谈谈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你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与当时的感受。

施明贤:准确地说，由于我当时正居住在新加坡，所以我是稍晚才得知柏林所发生的事情的。当柏林墙倒塌时，我们正在睡梦之中。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二天早上，我开着自己的车前往德国驻新加坡的使馆，在经过一个报亭时，我看到新加坡 《海峡时报》在头版上用大号字写着“BERLINWALLDOWN”（柏林墙倒了）。我当时的心情是你无法想象的。我赶快踩了刹车，奔向那个报亭，拿起报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件事也说明，虽然当时东德已经连续几个月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但东德政府在一天之内突然决定放松对边界交通的限制，仍然是完全出人意料的。这件事就引起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带来了不到一年之后德国的重新统一，而且使“冷战”终结，使欧洲联盟扩大到中东欧，欧洲重新实现统一，而且很明显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从那天到现在已有20年，德国实现了重新统一和国家重建，你如何评价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顺利、稳定和成功的过程吗？

施明贤:首先，在1989年的11月9日，依然没有人敢想象德国能在一年之后就重新统一。从1989年的11月到1990年的10月，随着两方的政府决定相互接触，德国统一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在1989年11月，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德国的重新统一。这是第一点。

其次，当时，在所有了解东德真实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的人看来，德国已经分裂了大约50年的两个部分要实现重新融合，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因为在二战之后，德国的东西两部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德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一员，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和尊重社会利益的市场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而且一直以来有非常平稳的社会。而实行社会主义的东德则是 “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受苏联的主宰，不论在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政策上，都没有多少行动自由。从外部来看，东德的经济在当时与其他“华约组织”成员国相比，似乎还是较为成功的，但东德仍然与全球性市场经济似乎完全不适应。也就是说，在50年的时间里，东西德的民众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体制之下，心理状态也大有差异，而东德的经济又不符合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的要求，这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使我们明白，要将德国的两个部分真正统一在一起，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而后来的发展也和我们所想的一样艰巨，因为每年光是德国西部向东部进行的物质援助（包括政府与企业的援助）就有约500亿欧元，这样的援助从1990年开始已经将近20年了，但仍要继续下去。这些援助大大改变了东部的新联邦州的面貌，改变了那里的基础设施，而且可以说，这些新联邦州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现在还要高于德国西部，因为新建的东西会使用最为现代化的科技。德国东部的经济重建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虽然东德过去的一些企业竞争力低下，但那里的年轻企业家已经开始开拓一些新的有活力的产业，同时德国西部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企业家也进入东部，重新整合那里的企业，而那些整合成功的企业现在都可以说是在全球具有一流竞争力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德国东西部的重新融合现在还存在着问题和挑战？

施明贤:在过去东德政府治理的时期，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工作，但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严重。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于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开始离开新联邦州，前往西部，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给东部带来了一定的人力资源流失，即我们常说的“脑力流失”，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另一个情况是两边民众的心理状态依然有些不同。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上看不到两边的区别，例如我的儿子就在东部的大学读书，在他们的班上，来自东西部的学生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但在德国统一时已经有40岁以上的前东德人，心理状态就比较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认为是德国统一中的 “输家”，因为他们很多失去了工作，在世界观上迷失了，也失去了过去拥有的家庭与社会性环境。这一代人基本上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把“双刃剑”，统一带来了许多自由，比如旅行自由，人们也可以购买一些在过去东德时代无缘享用的消费品，但同样的自由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影响，因为劳动力市场不像过去那样“宽容”，让几乎人人都有工作，他们的一些家人也迁移到西部了。这个因素虽然不影响德国东部的大多数人，但对很多老人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我们庆祝柏林墙倒塌20年和明年的德国统一20年的时候，在这群人中还能看到一定的怀旧情绪。但我认为归根到底，德国统一进程的顺利仍是令人惊叹的。在人类历史上的性质相似的进程中，德国的统一是第一场没有流一滴血的进程。总体而言，德国的重新统一是相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