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释宪导致的变化和发展宪法的有关争议

两德统一后，在向国外派兵的问题上，《基本法》虽未修改，但原来的规定事实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因释宪导致的。众所周知，90年代初，德国政府依据《基本法》第245条关于“为维护和平， 联邦可以加入一种相互的集体的安全体系”的规定，曾派遣军队到亚得里亚海、波斯尼亚等地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对此，当时在野的社会民主党指出，向外派遣联邦国防军与《基本法》第87条（a）的“除防务外， 武装部队只有在本基本法明确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动用”是相矛盾的，因而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要求进行违宪审查的申请。

联合宪法委员会也曾起草有关的修改草案，但没有能形成正式的提案。而联邦宪法法院于1994年7月12日作出裁决，确认在经联邦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德国可以派遣武装部队到境外，并且对《基本法》第24条作出解释，明确说明所谓的“相互的集体的安全体系”不仅指联合国，还包括北约。

同年7月22日， 联邦议院接受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同意了联邦政府提出的派遣军队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申请。至此，关于派遣军队到海外参加维持和平行动是否符合《基本法》的争论告一段落，将来可能会对是否制定《派遣法》及某次派遣是否符合要件等进行争论。

另外，评价德国在修改《基本法》的过程中在两个问题上的争论，对于我们理解德国宪法制度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一是关于社会基本权利的问题。

众所周知，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规定了非常广泛的公民自由权利，其中尤以专章规定了“经济生活”而颇显特色。与《魏玛宪法》具体规定公民享有诸如劳动权、工作权、教育权等丰富的社会基本权利相比，波恩《基本法》显得相形见绌，它只是在其第20条确立了“社会的联邦国家”，并没有具体规定公民的社会基本权利。

而在统一前的东德实施的宪法，作为社会主义宪法，则包含了劳动权、教育权、休假与保养权、保护健康和劳动力的权利、年老或患疾病时受国家扶助的权利、住宅权等社会基本权利。虽然这些权利在当时的东德实施得如何确实存在一定的疑问，但这为主张统一德国制定新宪法的人们列举《基本法》所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依据。1992年德国工人联合会发表了“作为全德宪法的宪法政策指导方针”，其中提出使劳动、社会保障、男女机会均等、教育、住宅等领域在《基本法》中得到强化和具体化的主张。

前面已经提到的“评议会宪法草案”也包含了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及住宅权。与此同时，在联合宪法委员会中也就有关社会基本权利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引起了争论。委员们都认识到确认这方面内容的重要性，但对于是否应具体地加以规定则有不同意见。赞同者认为，所谓“社会的联邦国家”不应只是抽象的原则，应在《基本法》中导入具体的社会基本权利，这是广大民众的要求，也有利于东德与西德的真正融合，而且也具有把“欧洲社会宪章”及“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化的作用。

反对者则认为，不固定国家目标有利于增强议会的裁量权，提高议会的权威性，而如果规定了这些内容，随形势变化可能导致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结果，联合宪法委员会并没有形成此方面内容的提案。

二是关于直接民主制的问题。

对此，当时作为在野党的社会民主党提出议案，主张创立由国民提案、国民请求、国民表决3 个阶段组成的国民立法制度，建立国民投票制度，即修改《基本法》时经1／4联邦议员请求交付国民投票表决，并设立请愿时的代表者公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