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1日，暮色将临，古城西安笼罩在“无声”之中。未察“惊雷”逼顶的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召见了张学良的心腹——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少将黎天才。蒋介石拉着客人的手说:“我从来没把你只看成是张学良的部下，而把你看作我的同志和学生”，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数小时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政治场上的戏，看不透的冷冷热热。三年前，在保定的专列上，蒋介石就单独召见过黎天才，想趁张学良下野之隙，把黎拉过来，还亲笔写信，将黎介绍给自己最信赖的何应钦；一年前，西北“剿总”成立，自兼总司令的蒋介石又颁令，任命张学良推荐的直属秘书黎天才执掌政训处之要职；此刻，尽管蒋介石口口声声“同志”“学生”，可黎天才似乎不为这番“热情”所动，虽有问必答，却总是不卑不亢。谈话的气氛十分不愉快，居高临下的“委座”竟失了风度，踏上办公桌指着西安城方向发火:“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是对国家严重犯罪”，又一派恼火地逼问:你同汉卿所讲如出一辙，到底“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

到底谁影响了谁，蒋介石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一问——恐怕蒋氏至死也没有明白，张学良的这位心腹“天才”，到底是谁家之人。

“钦差”淫威称霸中共 “非委”遭挫殃及南北

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风浪中，黎天才算是一条“蛟龙”。辨其面目，十分复杂:各党各派，各家特务，甚至各路豪强，他都有来往，且四面八方、上上下下，游刃有余。扑簌迷离中，有一点总是为圈内人所注意:黎天才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依附了奉系的张作霖父子，却又始终与共产党有着若离若即的关系。另有一点，就鲜为人知了:西安事变前的数年间，黎天才在张学良身边非同寻常的作为，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与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秘密群团行动有关。参与其事的都是与黎天才经历相似的前共产党人，匿于其后的，则是中共创始时期的中坚人物，连续几届的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后被开除出党的罗章龙。这一切，又可视为中共党史上“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的最后政治行动。黎天才是“非委”的人。

“非委”并不是中共有计划成立的特殊组织，而是党内斗争“非常”状态下，被迫产生的临时性组织。

事情发生在1930年底，共产国际为了全面控制中国共产党，派米夫潜入中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所谓六届四中全会，导致了王明等篡夺党的领导大权。此举不仅使逆境中的党损失了一批自建党初期就投身革命的有为之士，造成了无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也改变了为数不少的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

当年在会场内外，罗章龙作为有独立思考、得到大家支持的工运领袖，领头反对米夫、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当面据理力争，执笔向共产国际申述，拒不认同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合法性。全国总工会系统、江苏与上海的党组织、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文化界党组织……一如既往按原班人马工作，抵制王明等操纵的中央指派来接管的新干部。

政治上反对，组织上自行其事，令米夫大为光火。先找罗章龙谈话，又召集“反对派”的骨干们开会，双方对峙不下时，米夫使出了“杀手锏”:声称自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反对他就是反对“国际”，反对“国际”就要受到处分:将不服从者统统开除出党。事态发展至此，罗章龙和何孟雄等人发起成立“非委”，致信共产国际，通报各地党组织，力争召开有全国党员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以解决党内危机。

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王明之流的出卖，在上海，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突遭当局逮捕入狱，不久，24人血溅龙华；在天津、北平，“北方非委”的大批骨干也先后遭军警拘捕，身陷囹圄；“非委”重要成员先后被撤职、被开除党籍并断绝生活来源。南北受创，内外遭挫，“非委”声息渐弱。作为“非委”的核心领导人，罗章龙被四中全会中央撤去“全总”的领导职务，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党籍。他无法继续立足上海，便转向北方，出山海关到了东北。罗章龙的革命生涯起步于北方，选择仍有根基的天地作为匿避之所，既避开新一茬中央的锋芒，又回到北方的组织网中，图谋再有作为。

王明事后颇为得意地写道，“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活动，便在三个多月……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打得烟消云散”（《为中共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1933年春，罗章龙潜回上海。孰料刚刚踏上苏州河畔，就再遭不测，被捕入狱，解至南京。幸有当年北大校友亦是“非委”骨干的李梅羹多方奔走，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等出面营救，羁狱经年方得脱身。南京的师长友好邀请罗章龙留居京城，供职政府，他认为南京是政治龌龊地，以身体不佳为托辞，婉言相拒，再度北上。

告别金陵时，面对一江秋水一鞭残照，送行的友人叹曰“名利舟中客，英雄浪里花”，罗章龙也不禁感喟无限。车行重重，经彭城，入中原，陇海横亘，京汉纵贯。十数年前，罗章龙就在这里与战友们一起，共同开辟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战场，张国焘、吴雨铭、何孟雄……而今物是人非，天各一方，令人思之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