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作者:陈益元

解放初期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重构——以湖南省醴陵县互助运动为个案

土改，实现了对农村的充分社会动员，建构起了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体系。国家权力在行政建制和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力上，达致了乡级层面①。但是，它重建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关系和中农化的阶级结构，被党认为是两种对政权建设的异己力量。因此，土改后，要融通、化解基层政权与个体农民两者之间的紧张，就成为政权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总的方向是沿着党的社会发展战略把原来社会动员中依靠、动员的力量，以新的指标、路向，将其改造成为紧跟党的发展目标前进的力量。实现这种方向的途径，就是利用建构起来的基层政权力量，呼吁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一、土改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

土地改革在实现国家权力下沉的基础上，也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变化。

首先，基层政权的任务、中心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阶级结构上，原有金字塔式的结构型转换为普遍中农化的扁平式构型。摆脱了强取豪夺特权束缚的农民，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自身资质的提高，生产技能的改进，生产环境的改善。因此，处理好农民之间的关系，成为政权建设最为根本的问题。

其次，土改后，农民的利益关注点发生了转移。原来，他们倾心参加土改，是因为要获得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得到土地回老家后，他们专注的是如何使土地增产、增值，如何发家致富。这种要求发展、要求致富的话语，是醴陵农民政治上翻身后要求提升自己经济实力的反映。

实际上，1951年中央早就未雨绸缪地指出，党必须在农村中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片面提出“发家致富”口号是错误的②。土改完成后，在“中国农村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通过否定私有制逐步向集体化过渡③，以此来避免农民“发家致富”的思想和行为，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威胁。为此，就要改变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对农民进行改造。

在此语境下，醴陵县委为领导农民脱离“资产阶级”的控制，提出了改造分散、私有、落后和个体农民的方针和原则。对富农，不允许他们出租土地和参加互助合作，只许他们合伙耕种及向合作社存款。这种政策的推行，导致了农村恐慌状态的出现:中农，唯恐提升成份，不敢雇零工，不敢大胆、放手地发展生产。富农，顾虑重重，普遍反映“力有余而心不足”①。这种情况，实际上表明农村中某些发展较快的农民已感到“发展无门的苦闷”②。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由地权变动发起的土改运动，已奠定了党在农村深厚的社会性基础。经由分田分物，贫雇农已在感情上怀有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和感激。在此良好政治态势下，运用政权力量化解各种分离势力，重建农村新的社会经济网络，是实现党重构农村社会目标的根本举措。

二、怎样组织:从劳动模范到互助组

1951年3月11日，醴陵县人民政府在转发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1951年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中，强调要保护农民既得果实，田地谁种谁收，债贷自愿，雇工自由③。这时，党虽要完成乡村社会动员的重任，但还注意不忽视农业生产，不粗暴干涉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乡级政权建立后，党开始逐步把政权触角伸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领域。

这种深入，一是经由农民中的骨干、积极分子来领导、引导农村社会各项活动。二是通过树立、表扬典型的方法，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④。但是，社会动员的激烈，贫雇农骨干、积极分子素质的参差不齐，导致了一系列不利于生产发展状况的出现。强借、逼租，社会借贷不通，雇工不自由等，使得中贫农关系不好，富农不敢请长工，中农不敢请零工，农民有多余劳动却买不出去。为此，县、区委加强了对各阶层劳动能手的提拔和培养，由他们组织劳动小组，交流劳动经验，订立爱国公约。1951年，醴陵全县共培养县劳模442人，区劳模976人。劳模阶层分布上，贫雇农份子占了总数的61％，有利于调动农村中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劳模结构上，有带头开荒和兴修水利的长工及长工的后代，有懂得田间耕作和管理的老农，有善于管理、精于农事的中农。劳模行业上，涉及水利、借贷、牛医、生产度荒、治螟、植棉、造林、积肥、插秧、副业、农场、代耕等16个领域⑤(参见表1、表2)。这些劳模积极分子，无论是在农业生产的时间上，还是在农事活动空间上，都拓展了自己的作用。这样，以他们为联系纽带的基层政权的作用，也得到了加强。组织生产、变革社会、加强领导等，成为基层政权干部的惯用话语了。

在培养劳模的同时，县委、政府还提倡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县区乡各级政权把土改中受益的贫雇农骨干，作为重点对象，并把他们放在运动中去锻炼。全县最早成立的两个互助组，即一区陈可友和六区唐花香互助组，都是党和政府发现、培养起来的。为促使农民组织互助组，基层政权对能响应政府号召的，在生产、生活、副业等方面给以扶持，使其能获得超过个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以此造成一种“组织起来好处多”的示范效应。总体来说，1951年相继成立的互助组，大多是为了解决单个农民在发展生产中的苦难，农民自愿组织的色彩较浓，行政强制还不是十分明显。全县1564个互助组，多数是为完成插秧、抗旱和收割任务而组织的，常年互助组仅8个①。

土改完成后，为改变中农化趋势可能带来的危害，中央明确提出要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在醴陵，很多通过土改上升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为组织而组织”。很多干部不从农民的实际和发展生产出发，以是否响应党的号召，作为评定组织起来的指标。结果导致普通农民认为，组织起来，就是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归大堆，住大屋，吹哨子站队吃饭”。甚至很多基层干部也弄不清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八区雷钵山乡乡长领导的互助组，准备扮了禾(醴陵方言，意思是收割稻谷)后把谷集拢来，带头进入社会主义。很多农民存有“得过且过”、“有点唧就吃点唧”(有多少吃多少)②的思想，这些都耽误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这种思想的蔓延，使农村生产关系十分紧张。全县最早成立的唐花香生产合作社(县典型)，社中有两户农民为了多赚钱还清旧账，总想把生产搞好。为此，经常把锄头、耙头放在床边，以免第二天找不到，劳动时也从不抽工回去砍柴，免得抽一日少十多分工分。可是，这种拼命搞生产的做法，却被建社同志认定是“纯粹的发财”，有“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干部为了完成上面下的指标，甚至提出了“消灭单干户”、“消灭剥削”的口号，结果导致各个阶层都很惶恐。地主、富农因怕三次土改再斗争，怕农民要还土地和追欠押，消极怠工，不积极生产。富农害怕成份上升。中农因怕贫雇农揩油，普遍“赚多少吃多少”，有的甚至出卖生产资料。贫雇农则等待吃大锅饭，吃斗争饭。小溪乡基层干部就提出，“地主没有了，中农搞不到，捉到富农剐一刀”。所有这些，当时县委派驻的调查组就认为“都不是冒得(没有)饭吃，而是怕说剥削，怕共产，怕揩油”③。

醴陵农村各阶层生产关系的这种不安稳局面，原因在基层干部把“组织起来”任务符号化，不重视农村社会各阶层正常存在着的不同利益诉求。实际上，单家独户的家庭农场是中国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制度形式。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小农经济形态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家庭更有利于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能有效发挥各自的长处和优势。因此，家庭组织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能忽视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农民生产和生活习惯。再有，农民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既有政治上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也有经济上对财产权的维护和日常生活的理性算计。不考虑农民的这种双重思量，就难以消解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张力。因此，互助运动如何既发挥贫雇农积极分子的优势，又能调动其他阶层的积极性，就成为新生政权直面的首要问题。要揭示此问题，就有必要分析党推进互助运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三、互助运动:政权力量的助推和农村社会变迁

互助，作为一种农村农民之间的劳动组合和调节方式，具有互助、自愿、松散和临时的特点。醴陵县互助运动开始于1951年，这时互助运动存在着两种现象，一是依靠土改中的骨干、积极分子去组织、串连。二是互助运动的出发点是解决农民春耕插秧、抗旱保苗等实际困难，“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一个要锅补，一个要补锅”，是其真实写照。突出之点是，“忙时互助闲时散”，“忙互闲不互”。

1952年，湖南省委要求各级组织强化组织力量，互助运动呈现出多重复杂的面相。在醴陵，既有强拉富裕、比较富裕的农民入社，进行揩油的。也有主张要利用中农发展生产的，提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要依靠中农”①。还有依靠互助运动发家致富的，有的组员就说“我今年参加一年，明年再搞一年，家里能买上一条牛，起上两间屋，就用不着参加互助组了”②。在此形势下，各区乡政权加大了对互助运动的领导和干预。1952年3至4月，醴陵共培训互助干部2857人，这批人后来相继担任了各区、乡的互助组长③。要求区干部要“钻互助组”，乡干部、党团员要尽可能加入互助组，以增强党对互助运动的领导。据碧山乡的统计，全乡14个党员全部参加了互助组。30个团员有26个参加了，占86．6％。各种受过训练的45人中，参加互助组的42人，占93．3％。全乡乡政委员级干部67人，参加互助组的60人，占89％。小组长级干部60人，参加的49人，占81．7％④。

在互助组长选任制度上，县委要求互助组长必须公正无私，有生产经验，作风民主。有5种人，县委规定不能让其加入互助组:1．地主。2．二流子和懒汉。3．富农。4．小手工业者小土地出租者。5．圈子头，伪保长，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及管制分子⑤。把二流子、懒汉、手工业者排除在外，有利于纯洁互助组组织，加强党的控制力。但是，理论上这种把性质不同的对象混在一起加以限制的做法，给后来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忧，贫雇农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从1950年8月到1952年，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银行共发放贷粮561万公斤，贷款52．9万元，从兴修水利、购买耕牛、农具及口粮等方面，支持贫困农民⑥。银行还对互助组内贫雇农入不起股者，采取分期缴纳，根据组员需要、苦难进行照顾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