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敌人可以霍霍磨刀，我们却不可以准备自卫。同时他还煞有介事地说，“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264页。)，继续制造依靠沙俄的幻想，违抗光绪帝的备战指令，使中国越发陷入被动的地位。

是屈辱求和还是坚持抗战

光绪帝为了组织备战御敌，确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7月23日日军击沉中国运兵船事件发生后，他还向李鸿章发出了警告的谕旨。然而这一切，并未在李鸿章等人身上产生明显的效果，清军在朝鲜的不利地位并未扭转，甚至中国的失利似有江河日下之势。鉴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推进抗战，曾产生了“欲开言路”等念头(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他企图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重整旗鼓。

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包括一些爱国将领），从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发出的这种振作起来奋力抗战的声音，与从社会各阶层当中迸发出来的要求奋发图强的呼声，不约而合地汇集成一股日益高涨的爱国声浪。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权势者来说，不管他们进行如何地抵制和压抑，它毕竟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压力。在这同时，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也接连落空，使他的妥协活动不得不暂且收敛一些。于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的主张便逐渐占了上风。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在指出日本侵略者“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之后，进而郑重宣告，清政府“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并谕令“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正式对日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

清政府的对日宣战，是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之下，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就此举动的性质而言，无疑是正义的。但是清政府所以作出这一断然决定，却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通过与妥协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所取得的一个结果。

由于“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使中国的抗战出现了可喜的征兆。对此，连有的日本人也认为:

“日清开衅之初，帝（即光绪帝——引者注）立意主战……。诚使支那（即中国，同上）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同上）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日〕大久平治郎:《光绪帝》，明治35年10月东京横山会社出版，第7页。)

可是李鸿章等人，却对国内出现的这种奋发局面“怏怏不快”。

当宣战之后，西太后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及李鸿章等“互相因应”，凡是“皇上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极尽干扰破坏之能事。

在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涌现出如左宝贵、邓世昌等许多坚贞不屈的爱国将士，有的与阵地共存亡；有的与战舰相始终，为了捍卫祖国英勇捐躯。然而由于清政府主持这场战事的决策权，一直操在妥协势力的手中。因此，广大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战，也照样不能扭转中国不利的战局。到了当年10月，中国的抗战便出现了一落千丈的颓势。

中国抗战的失利，在西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看来，似乎只有作出投降的选择了。因而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他们不拍即合，极欲不惜断送中国的抗战和国家的权益，要对日求和了。于是，他们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和活动。据翁同□的《日记》载，早在平壤和黄海海战失利后的9月27日，西太后就直接出面，命李鸿章可通过俄使进行“议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