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清政府方面居于关键位置的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对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对策是否基本一致？如说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矛盾与斗争，那么这种矛盾与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史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体现之一，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行，在方法上固然也可以“多样化”。但有一点似应注意的是，这和分析任何历史问题一样，看来都应遵循列宁所说的“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个人颇为欣赏戚其章同志的看法(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述评》，载《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要做出全面、确切的评价，不能以他们的个别表现为据。如说组织抗战，当然不能认为一贯被视为主“和”的西太后、李鸿章在这方面就一点表示和作为都没有；再说对于谈和，同样被一些同志作为主“战”的代表人物的光绪帝，也并非对此未曾有过意向如此等等。但对他们各自的表现做出“联系”性的综合考察时，便不难发现其间的确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而这种矛盾与斗争，又不是孤立的，已赋予了新的含义。另外，同一阶级中的人，一般说来，他们对于客观事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都要受其阶级地位的制约，即有其“共性”。然而，尤其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激化时，在一个阶级的营垒里也会发生分化，产生“个性”，这在中外的历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因而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也不应忽视其“个性”。

本文，亦就与此有关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浅见，希望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以西太后为轴心形成的封建顽固派（其中多为后党官僚），在清廷之中仍然居于控制实权的地位。这个在思想上极端空虚、在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政治集团势力，经过反复的实践验证，在对外斗争中始终沿着从盲目虚骄到屈辱投降这条轨迹滑行，这几乎成了他们对外活动的规律。

与此同时，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李鸿章，不仅继续控制着清政府的外交承办权和军事用兵权，而且他经营、统辖的老淮军和北洋海军，已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军事支柱。特别是，在他从事多年屈辱外交的生涯中，已与列强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屈膝成了他处理外事的信条。正因如此，李鸿章也在西太后的心目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1894年6月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清政府根据中朝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关系派兵入朝，大肆向朝鲜调兵，并蛮横地制造事端，意“与中国作战”(东亚同文馆:《对华回忆录》，第133页。)。

在这日益紧张的形势下，作为清王朝在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虽然也曾发出过对日本的挑衅不能“示弱”的懿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的表现罢□事实上，她仍“视东寇若无事者”(刘侃:《□鼻山房小稿》，丛刊（五），第206页。)，还是终日浑浑“惟以听戏纵欲为事”，对于严峻的形势和国家的安危漠“不关心”(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58页。)。当时西太后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准备当年的“寿辰”庆典上。

起初，李鸿章应请派兵入朝时，固然也曾有过“防日”的意图，但其基本态度却是毫“无作战之气”。随后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又“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采取了消极的对策。

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面前，西太后和李鸿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在清廷统治集团中，那些只图一时之苟安的人，便都向西太后和李鸿章靠拢，从而形成了一个妥协势力。实际上，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腐朽势力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新的结合。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前，光绪帝为了改变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曾试与西太后争衡，说明他也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权力之争。但到1894年6、7月间，光绪帝首先和一些帝党官员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威胁引起了越发强烈的关注，他们唯恐日本大举侵入，将使“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