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军机大臣的回奏十分强硬,辩驳得也很有力,因为乾隆皇帝的《实录》固然是神圣的文献,但嘉庆皇帝的《诗集》也同样神圣。你爷爷自己说生于雍和宫,你父亲又说你爷爷生于避暑山庄,你父亲和你爷爷的分歧,让我们这些手下何所依从啊?更何况《乾隆实录》藏在内府,我们无权翻阅,古人不是说不知者不为罪么。
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
事情既已捅开,那就要给众人个交待。
不然,朝野中会有两个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说法,这有损皇家脸面,而且事关社稷,也大不严肃。然而,如果不强词夺理,这个事情就没法解决了。于是,道光皇帝蛮横地认定军机大臣“误会诗意”,“实属巧辩”,不给军机大臣再次分辩的机会,立即做出决定:将托津、戴均元两名领班军机大臣予以降四级处分,撤出军机处。
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从处理的过程来看,其中无理之处不少:
1、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问题,乾隆和嘉庆说法不一,这是意见分歧的根源,不能怪军机大臣,最多只能责备他们知识面不宽,没多找几本参考书读读;
2、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责任,《遗诏》毕竟已经审阅认可,他没有把好关,将责任全部推给军机大臣是过分之举;
3、从常理可知,这道包含有“错误”遗诏的拟定者肯定不是当头儿托津、戴均元,应该是他们的属下、在军机处班次靠后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两位领班没看出问题,固然有责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没看出来吗?结果那些起草《遗诏》的人未被深究责任,托津和戴均元却被撵出了军机处,确实难以服众。
或许是出于以上歉疚的考虑,道光皇帝到此为止,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托津死于道光十五年,终年81岁。戴均元死于道光二十年,终年95岁。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经道光皇帝这番折腾,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宫疑案,至今无人能解。
此次“遗诏风波”表面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即宣告结束。所以,读清史的人往往对此有所忽略。但其实,这绝不仅是君臣之间个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对政府实行了一次有目的的改组,道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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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喻大华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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