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学界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早期朝鲜半岛、日本僧侣在到中国学佛的同时，传去了茶叶、茶文化；二是朝廷、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嘉宾；三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笔者注意到，较早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以海路为主的海上茶路，与以后传播到欧美、独联体等世界各地的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友谊之路；后者则多为商业行为。

一、早期海上茶路是友谊之路，源于“茶禅一味”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

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韩国，包括朝鲜、蒙古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饮茶人口最多、最密集，茶文化最丰富、茶事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以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为世界所瞩目。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多为商业行为:如始于西汉，从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地域辽阔、年代久远的“丝绸之路”肯定有茶叶传播，但始于何时尚无明确说法)；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明清时代开始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海上茶叶贸易之路，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直至19世纪宁波茶厂技术员刘峻周应邀到格鲁吉亚种茶、办茶厂，被格鲁吉亚及独联体国家誉为“茶叶之父”、“红茶大王”。显而易见，这些著名的茶路、茶事，都是以贸易为主的商业行为。

与这些商业茶路不同的是，最早通过陆路和海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则是通过僧侣传播、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

由于与中国接壤兼有陆路和海路的缘故，专家认为茶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般推测茶入朝鲜半岛约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时代（668-935）就有大批僧人到中国学佛求法，载入中国宋代《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后回国传教。他们在中国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载: “前于新罗第27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时，已有茶。”善德女王属三国时代（公元前18—935）末期人，故韩国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见《古事记》及《奥仪抄》两书:日本圣武天皇曾于天平元年（729年）四月，召集僧侣进禁廷讲经，事毕，各赐以粉茶，人人皆感到荣幸。又记载当时有高僧行基（658一749），一生曾兴建不少寺院，并开始在寺院中种茶。但这两种记载都无法证实这些茶来源于朝鲜半岛还是中国。日本种茶有明确记载的是805年，到中国学佛求法的高僧最澄，回国时带去浙东茶籽在日本播种。

唐代以后，日本来中国学佛的僧人多于朝鲜，据日本《云游的足迹》记载，仅南宋至明代，日本来华求法的僧人就有443人。宋元时期，中国从明州赴日传经布道的高僧则有27人。

韩、日佛教源于中国，“茶禅一味”既是参禅学佛需要，更是一种境界。显而易见，与传播到世界各地商业贸易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浸润着浓浓的友谊，留下了很多动人佳话，如最澄曾向台州刺史献上黄金和珍宝，被婉言谢绝；两次到中国受到礼遇的荣西，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100多棵日本珍贵木材，助建明州（宁波）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好友重源和尚也曾捐木材建阿育王寺舍利殿，今仍存。到中国学佛的最澄、空海、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高僧，回国时大多带着数百卷经典和各种中国特产，精神和物质都是满载而归，如今很多日本国宝级文物，都是这些高僧带去的。因此纯粹是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尽管以后有民间茶叶贸易，但主流仍由高僧传播，尤其是在茶文化方面。

可见，中国早期东传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茶路，是源于“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是一条友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