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优厚的生活条件，玄奖“晨夕无阻”刻苦钻研5年，然后用4年游遍印度所有的佛教圣迹，再次回到那烂陀寺来，他已不是学僧，戒赞大师指派他向寺僧开讲经论。

当时印度的思想界非常活致，各教派之间相互论战，相互攻击，斗争十分激烈。在曲女城举行的一次全印度大法会上，在五印度18个国王，大小乘僧侣3000多人，以及十万僧俗大众的注目下，玄奘入座为论主，并宣讲大乘教义。按印度贯例，若有人攻破其一个论点，“当截舌而谢之”。结果，经过18天的辩论，始终无一人能驳倒玄奘。

玄奘的佛学功底此时实际上已超过他的老师戒贤大师，成为全印度的最高峰。他西行求法的目标已经达到，他感到中土僧俗都在召唤他，应该赶快回国了。他谢绝戒日王及五印大德法师们的一再挽留，于贞观19年(会元6朽年)满载着名震五印的声誉，携带着大批经卷，回到了长安。

玄奘回国以后所从事的一切佛教活动始终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唐太宗对玄奘学问才华和气质风度都很赏识，并认为他很有政治潜能，因此，曾两次劝说玄奘还俗从政，而玄奘都一一婉言拒绝。他对唐太宗说:“我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亲历一百自十国，西行求法云就是为了弘法传教。今后心愿，乃在翻译佛经。”

玄奘最初西行求法的目的，是排除万难，寻求释迦佛之本意，统一中国佛教各种异说，从而更好在中土大地上弘扬佛法。然而，他创立的法相唯识宗，不仅在流传的范围上仅限于长安和河洛一带，而且在传流的时间上，也只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彻底灭迹了。

法相唯识宗是直接继承印度瑜伽派的理论、并且是完全严守其经典教义的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坚持把众人分成五个等级，把一部分众生视为天生低贱，排除在成佛的可能性之外。这与当时在中土流行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说法不相符合。尽管有帝王的直接支特，又由名声显赫的唐玄奘创立，并且也确实曾盛极一时，但是，这新的幼苗还是很快就枯萎了。

六祖惠能根本无意和玄奘作对，然而，他却是玄奘的另一个对立的极端，虽是无文化的“粗人”，却顺应了中土大地上的民心，创立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惠能在问对说法时，常常使用俗语村言，妙语如珠，很受民众的欢迎。这就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谈谐，通俗易懂的一种道理。

在教义上，不仅“人人皆有佛性”，而且，就是罪行累不，杀人如麻的强盗，只要“放下屠刀”，也便可“立地成佛”。可以说，在宗教传播的策略上，惠能是把原则性、灵活性、宽容性熔为一炉，向苦难深重的黎民百性随缘显露慈悲之心。这样惠能就把佛国的大门大大敝开，只要想进，人人可达目的。所以，禅宗的优势就大大压倒唐玄奘的法相宗，直到完全统一佛教各派。

历史上的大多数变革都需要 “唤起民众”，都需要得到下层百姓的理解和支特，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唐玄奘创立佛教门派的失败，以及“大老粗”惠能创立禅宗的兴盛，就具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普遍社会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