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曹、陆、章是与日交涉的主事者

问题是，学生为什么要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而不是其他人，丢白旗“送丧”呢？

当初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的正当要求时，在我国土上曾对四面楚歌中的德帝国“落井下石”的日本却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称胶州湾问题“中日两国间业已解决”，拒绝美国提议的将原先在德国治下的山东权益“五国共管”，虽说五国共管也是极不尊重中国利益的，但总比让中日两国交涉要好，因为倘中国与日本交涉，就无异于投羊入虎口。

日本拒绝美国提议的理由是，中国在1918年9月与日本签订济顺(从济南到顺德)、高徐(从高密到徐州)两路借款换文，同时也签署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而当时签订这些换文的人正是章宗祥，章宗祥就山东问题换文在复日本外务大臣近藤新平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正是有了这个“欣然同意”的换文使得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有所借口，注意，“欣然”二字很重要，这可以证明协议并不是在“被强迫”的条件下签订的。

这就使得想为中国助一臂之力的美国无能为力，于是在巴黎和会时，美总统威尔逊就向中方代表质询:“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美总统威尔逊的质询使得人们移怒于签订这一换文的章宗祥身上，四年前签订二十一条条款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匡互生说:“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按，当为“欣然同意”)四个字来做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做钳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

王芸生也说到曹、陆、章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的缘由:“山东问题之败，固大势使然，而一般舆论以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有‘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之质询，既愤民四条约之签字，尤愤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愤怒及于办理两次外交之当事人。”

于是，学生们准备丢白旗给曹、陆、章等人便成为必然的事了。

有换文并不等于就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利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卖国贼”的身份呢？

先看章宗祥，章宗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与1918年9月中日签订的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换文和山东问题的换文有关。

当时，中国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日人以利息低、无回扣、无抵押的优厚条件给中国政府提供借款，然而，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日本，它岂能供你免费午餐？借款得有担保，中国先以吉黑两省官有林矿相抵，后又以要求以德国已失之济顺、高徐铁路为担保，而这后者则涉及山东问题，便为以后巴黎和会埋下伏笔。

当中日签订济顺、高徐二路借款的换文时，中国提议与日本签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地说，此以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顾维钧对威尔逊总统这样解释:“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日本应英国的要求在中国国土上向德国宣战，正是基于取德国势力代之的非分野心，在德国被击溃后，日本便趁机盘踞山东，造成事实上的统治，实为中国心腹之患。

而在这个换文中，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撤废现行民政署，中日合办经营原属德国特权，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占据着的胶济铁路。可见，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上，起到了制止日本在我国土上为所欲为、变本加厉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其心情当然是“欣然”的。但同时，胶济铁路归两国合办经营，这为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就山东问题已在中国“欣然同意”的状态下“业已解决”也埋下了伏笔。

其实，退一步讲，关于山东问题，即使有了中日之间的这些换文在，也并不是表示中国就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利益，“卖国贼”曹汝霖在5月5日的辞呈中“委屈”地说:“此项合同里，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显系路权之外，其他不得继承，尤可反证而明。况路线声明可以变更，确属临时假定，断非许其继承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尤无关系。”

况且巴黎和会中国的失利，亦非只是与“换文”有关，很大程度上，与英法等国与日有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在先的缘故，在日本威胁退出和会后，对中国抱同情的美国也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