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德

1941年，在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后，苏联向全国发起了战争总动员，有近二万名鞑靼青年应征加入了红军。但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称，这些鞑靼人几乎全开了小差。特别是当德军步步逼近克里米亚半岛时，鞑靼战士开小差的现象逐渐达到了顶峰。比如在一个叫科乌什的村庄，最初有130人参加了红军，当德国人占领半岛之后，其中的122人又跑了回来。另一个叫别舒伊的村子，在98名应征入伍者中，有92人离队还家。

当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根据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在德国军队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占领时，在苏达克区的各个鞑靼村，大多数村民都参加了欢迎德国人的活动。村民们端出葡萄、水果和甜酒等好吃的东西，盛情款待了德国人。”

来自德军方面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德国第11野战集团军司令、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回忆说:“鞑靼居民大部分都对我们很友善，鞑靼人一下子就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我们成了他们摆脱布尔什维克枷锁的解放者。一个鞑靼人组成的慰问团来看我，带来了很多水果，还带来了一件手工织物，希望把它敬献给鞑靼人的救星‘阿道夫先生’。”

鞑靼人的确把德国人当作“救星”。在德国占领军的一手策划和积极推动下，克里米亚当地成立了“伊斯兰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在辛菲罗波尔成立了“鞑靼总会”。

后来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有一名叫做奥托·奥兰多夫的纳粹战犯，他当时是纳粹党卫队区队长，是苏联南部占领区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头子，主抓与鞑靼人有关的事务。根据他的命令，一些鞑靼男子组织了“自卫队”，专门讨伐苏联游击队。许多鞑靼男子自愿加入讨伐队，而且往往是整村地加入。

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几百年来从未消解的仇恨使得当地的苏联游击队举步维艰。曾任克里米亚游击联合司令部政委的尼古拉·卢戈沃伊在一封信里哀叹:“在克里米亚半岛，各游击队意想不到地遭到了鞑靼人前所未有的敌视。在克里米亚的山区和丘陵地带，鞑靼人是当地的主要人口，而这些地方又正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几乎每一个鞑靼人都武装了起来，他们的存在使克里米亚的游击运动变得极为艰险。他们不再是我们游击队的堡垒户，而成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对付游击队的据点。以熟知我部队情况的鞑靼人为依靠，敌人仅用几天时间就摧毁了我们的粮食基地。”

粮食供应基地遭到破坏之后，游击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1941年末至1942年初，在这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游击队的口粮出现了严重短缺，数百人被饿死。

鞑靼人的“复仇”

可以说，在整个二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苏联的心头刺。在1942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达克区，鞑靼人发现了秘密空降的红军侦察小分队，12名伞兵被处死。1943年2月4日，来自别舒伊村和科乌什村的鞑靼“讨伐队”抓获了4名游击队员，并杀害了他们。

同情游击队的人也在劫难逃。在整个德军占领期间，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居住的克拉斯内国营农场内，运转着一座死亡集中营，至少有8000名克里米亚公民死在里面，他们的罪名是“有同情游击队之嫌”。

为了逃脱鞑靼人的刺刀，当地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竟会被迫向德国当局寻求保护。

1942年夏，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后，许多红军士兵和水兵打算潜入克里米亚的山区，投奔那里的游击队，但在途中遭遇鞑靼人的截杀，被俘的人则被关进战俘营。

苏联的军医米哈伊尔·斯米尔诺夫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被俘后，他被送到了战俘营:“我们被克里米亚鞑靼人押着上了路，他们全身是清一色的德国军装。只要见有人想到沟里取水，或见谁稍稍落后一点，或是伤重步子跟不上，或是比队伍走得快了点儿，鞑靼人都会立即开枪。我们相当多的同志都死在了这条路上。他们是那样残忍，使人想起了那久远的克里米亚部落。尽管我们饥渴难忍，但并不指望当地村民会给块面包或一杯水，因为这里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聚居区，他们总是一脸蔑视地看着我们，有时还会向我们投掷石块和腐烂的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