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比斯尔却把歼灭卡斯特罗空军的美军轰炸机，从16架减成8架。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认为悄悄搞政变就行的总统。比斯尔骗肯尼迪说，中情局只会派一架轰炸机。

4月15日星期六，中情局的1511人向猪湾出发的同时，8架美军B-26轰炸机攻击古巴3处机场，摧毁5架古巴飞机，毁损的可能有十几架。卡斯特罗还有一半的空军军力。中情局编造的故事是，攻击者是一位古巴空军投诚者，此人已在佛罗里达州降落。同一天，比斯尔派巴恩斯到纽约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兜售这套剧本。

比斯尔和巴恩斯把史蒂文森当傻瓜耍，仿佛他是中情局特工似的。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夕的做法一样，史蒂文森向全世界兜售中情局的说词，不同的是，他第二天就发觉自己被耍了。

国务卿腊斯克本来就对中情局一肚子火，得知史蒂文森公开说谎被逮到顿时愣住了。几个小时之前，腊斯克才为了另一桩行动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了一封正式道歉函a。新加坡秘密警察冲进中情局安全屋，撞见某位接受中情局贿赂的新加坡阁员正在接受测谎。美国主要盟友李光耀说，中情局站长开价330万美元要他不要再追究。

4月16日星期日，下午6点，史蒂文森从纽约打电报给腊斯克，提醒他防范“在如此不协调的行动中重蹈U-2惨事覆辙的最严重风险”。晚上9点30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打电话给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说，中情局不得对古巴发动空中袭击，除非“他们能从（猪湾）滩头机场执行任务”。晚上10点15分，卡贝尔和比斯尔急忙奔向7楼雅致的国务卿办公室。腊斯克告诉他们，中情局飞机可以为了保护滩头堡而介入战事，但不是去攻击古巴机场、港口或电台。卡贝尔写道，“他问我是否想跟总统谈谈，比斯尔先生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史蒂文森大使与联合国极为微妙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政治立场所构成的风险”--因比斯尔和巴恩斯的谎言所造成的形势，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和总统谈”。比斯尔受困于自己的掩饰说词，脱身不得之余便决定不做反抗。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选择沉默归因于怯懦。

卡贝尔回中情局战情中心报告状况，埃斯特莱恩认真考虑是否要亲手杀了他。埃斯特莱恩说，中情局要那批古巴人“像待宰的鸭子般”在致命的滩头上等死。

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的飞行员正在驾驶舱内热机，卡贝尔取消行动的命令刚好赶上。4月17日星期一，早上4点30分，卡贝尔从家里打电话给腊斯克，并请求总统授权增派空中武力，保护装载弹药与军用补给的中情局船只。腊斯克打电话到维吉尼亚欧拉谷别墅给肯尼迪总统，再转接给卡贝尔。

总统说，他不知道攻击日早上会有任何空中攻击行动。请求被驳回。

4个小时之后，一架古巴“海怒”型战斗轰炸机突袭猪湾。美国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恩里克-卡列拉斯上尉是卡斯特罗空军的王牌。他锁定中情局从新奥尔良租用的旧货轮埃斯康迪多河号，在它东南角后方有一艘由二战登陆艇改装的布拉加号，船上有位叫格雷斯顿-林奇的中情局准军事行动军官，则以一挺点50口径机关枪对古巴战机开火。卡列拉斯上尉发射一枚火箭，击中埃斯康迪多河号前甲板船栏下方6英尺处，又命中几十桶55加仑装的汽油。大火点燃前甲板存放的3000加仑飞机燃油以及145吨的弹药。船员纷纷弃船逃命。货轮爆炸后的火球带出蘑菇云，向猪湾上空喷出半英里高。16英里外，中情局突击指挥官罗伯逊站在古巴人死伤遍地的海滩上，还以为卡斯特罗投下原子弹了呢。

肯尼迪总统请海军司令阿利-伯克上将出马拯救中情局。伯克在4月18日说道:“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就连中情局执行这次行动和全权负责行动的人，也手足无措，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直不甚了了，只被告知部分真相而已。”

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和中情局的古巴人鏖战两昼夜，到了4月18日晚上，反抗军指挥官佩佩-桑-罗曼以无线电告诉林奇:“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无望？你们到底是支持还是收手？……请不要抛弃我们。我们的坦克和火箭炮弹快用完了，天一亮就会受到坦克攻击。我不撤退，必要时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天亮了，援军未至。罗曼对着无线电大吼:“我们弹药已尽，正在沙滩上苦战。速派援军。我们撑不住了。”他的手下站在及膝的海水里，先后遭到屠杀。

中情局的空中行动主管中午发电报告诉比斯尔:“以空中行动支持滩头堡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目前已损失5名古巴飞行员、6名副驾驶，2名美国飞行员和一名副驾驶。”总计共有4名中情局从阿拉巴马国民兵约聘而来的飞行员在此役中身亡。中情局多年来一直隐瞒他们的死因，不让他们的遗孀和家属知道。

空中行动主管在电报里说:“我们仍然有信心，静候您的指示。”比斯尔无法作出指示。4月19日午后2点左右，罗曼大骂中情局，愤而将无线电打烂，放弃抵抗。在这60个小时里，古巴反抗军共计有1189人被掳，114人死亡。林奇写道:“我活了37年，第一次为我们国家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