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晚，罗斯福几经推迟后，终于向天皇发出一封私人电报，呼吁他进行干预。次日上午12点半总统接见中国大使胡适时，称他给天皇的照会“是我争取和平的最后努力”。他认为这样做已“仁至义尽”，即使开战，也可以加强他对公众的立场。

同在6日晚，在看到13部分电报后，总统的密友霍普金斯说:“战争无疑将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爆发，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先放第一枪，以制止其任何突然袭击。”总统对此表示同意。他们根本未提及珍珠港，也没提关于事先发出什么警报之类的事。7日上午10时许，总统看见第14部分电报后说:“看来日本要终止谈判了。”但他在中午之前除了看医生外没干什么别的事。

12月6日晚、7日上午，情报官发疯似的找斯塔克和马歇尔，两人在看戏或骑马，很久之后才被找到。后来给珍珠港发出的电报在基地被炸几个小时后才到金梅尔手里。上述材料足以说明，美国在掌握确切情报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让日本先打第一枪。

围绕珍珠港事件的调查

珍珠港被炸，美国舆论哗然，追究责任者成为必然。

事件发生几天后，12月11日，诺克斯亲赴珍珠港进行调查，其报告被总统认为是替金梅尔和基地司令肖特开脱罪责。在总统授命下，组成了以罗伯茨为首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其得出的结论是，责任应由金梅尔和肖特来负。

1944年7月，陆海军成立了自己的珍珠港委员会，10月份提出的报告与罗伯茨委员会的结论完全相反，认为不能谴责金、肖，因为华盛顿在战争迫近之时没把掌握的大量情报给夏威夷，马歇尔等有渎职过失。

杜鲁门当选总统后，认为上述两份报告都应公布，但又认为对马歇尔的批评毫无根据。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称珍珠港事件是“国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国家与个人承担的责任是相同的。

杜鲁门的说法自然不能平息人们的不满。德国投降后，海军指派休伊特负责继续调查。1945年9月，国会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民主党6人，共和党4人）。从 11月15日至次年2月20日，公开听证会共举行了67个白天和3个晚上，先后有39名主要证人被传，其证词多达14000页。委员会中的两党成员在调查报告上分歧很大，最后通过的多数党报告（有两名共和党成员签了名）认为，“总统、国务卿和政府高级官员们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在不损及我们国家尊严和危及我们安全的前提下已作了一切努力。”珍珠港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完全意识到了空袭的危险”但却疏忽所致。

但不管怎么说，金梅尔和肖特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即双双被解职，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俩应担罪责。他们成了珍珠港事件的替罪羊。

在4年半断断续续的调查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耐人寻味、后来争论不休的事情。

金梅尔认为罗伯茨报告把其证言记录得乱七八糟，漏了许多材料，要求补充，被拒绝。报告经罗斯福两个多小时的通盘研究后发表，不少人认为它有偏见。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对陆海军首脑们进行调查。报章中也不乏批评报告为华盛顿开脱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则认为掩盖事件真相的是总统本人。

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多数党和少数党从第一次预备会议起，争执就十分激烈。听证会在头一个月里只调查了8位证人。调查还没结束，就有两党各提出一份报告之势。到1946年5月23日调查记录封存，仍有许多少数党的重要证人未被传。最后虽有两名共和党成员在多数党报告上签名，但其中的一位同时又写了一份《附加观点》，认为报告“在竭力为华盛顿开脱”。

至今仍未解开的谜是几位关键证人在关键证词上的不同态度和出尔反尔，其中最复杂的是关于一份“风”指令，即1941年12月初是否截获过及华盛顿有关方面是否收到过一份日本发给驻外使馆的“东风，雨”（意为同美国断交）的指令。几位情报人员称见到过此电文，陆海军部则坚决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