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

1937年9 月22日，米勒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

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

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