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在他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