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谍出现在美国。